国家级贫困县：良田成了官员别墅
“那是县四大班子干部的宅第。”当地群众告诉记者。别墅与周围有些杂乱的街道不大协调，却因其主人的显赫身份看上去尊贵典雅、与众不同。
村民：这是县里最好的田啊！
这片别墅的所在地原本是商城县鲶鱼山乡大碑村的土地。“原来都是良田啊，都被占了！”村里的王大爷惋惜地说。与别墅相连的，是一排排新起的现代化住宅楼，有的已经峻工，挂着“隆重封顶”、“欢迎认购”的条幅。记者走进别墅区对面的“新世纪花园”，从售楼处得知，这里房子的均价在1600元左右。
村民是买不起的，只能望房兴叹。两年前，这些本属于他们的责任田，被强制以每亩3．3万元的价格征收，政府随后又将其卖给开发商。“价格至少翻了10倍”，村民们说。
村民们告诉记者，这片土地本是县里最好的良田，有鲶鱼山水库灌溉，种两季水稻，旱涝保收，民间有句俗语：“商城县西大畈，哈巴狗不吃剩稀饭”，形容这里的富足。然而从2005年起，鲶鱼山乡数百亩的土地就陆续被征用，往日稻田飘香的丰收景象再难寻觅，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楼房。
“从古至今农民免税头一回，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然而这样的幸福却与我们无缘。唉，曾经的富裕村庄，如今走到了乞丐的边缘。”王大爷是乡里的退休干部，说起近年来村里的变化，不住地摇头感慨。
某村组组长王建泽（化名）告诉记者，征地的时候，多数村民都不同意，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政府摆了一桌酒席宴请村代表。酒足饭饱之际，拿出几张空白合同让代表们签字。“有些人迷迷糊糊也就签了，但多数人是明白的，没签。”
不久政府便与村里签订土地出让协议，“不卖也得卖，他们是先礼后兵。”王建泽说，开工典礼当天，有些情绪激动的村民打出了“还我土地，我要吃饭”的标语。“当时把公安、武警、消防都调来了，冲突中有很多百姓受伤。”王建泽说，他们村组里就有一位组员的妻子受伤，在县医院住了好几天，花了两三千元，还是村组出的钱。
王建泽从床底下的墙缝里拿出一份已经泛黄的上访信，有些颤抖地交给记者：“写了好几年了，没地方送啊！”
村民告诉记者，现在还有许多村的土地陆续被征用，对面的蒙河村去年就刚卖了百十亩土地。
县政府：原来是烂土岗，是县里的开发带动了地价
但县里的说法却和老百姓完全不同。“那里原来是一片烂土岗，没水没电，路也不好，是最偏僻的地区，根本没人来投资。后来政府千方百计搞开发，想把这块的经济发展起来，就由县里四大班子（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工作人员带头认领土地，开发建房，后来慢慢繁荣起来。地价提高了，老百姓就嫌给的补偿少了。”商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宪忠对记者说。
曾宪忠告诉记者，商城县经济比较落后，县城规模也很小，如何扩大城区建设、带动城乡经济发展，一直是困扰县政府的难题。“你看，我们现在的办公楼还是上世纪50年代建的，在整个信阳市也算是最差的，曾被省里有关部门认定是低危险房。而且办公楼和家属楼一直混在一起，就想着为县里干部改善一下住房条件，在城西建一些房子，把家属楼搬出去，把办公楼改扩建一下。”
曾宪忠说，2006年，经国土部门批准，县里将城区几百亩地征为住宅用地，由四大机构工作人员自愿报名申请集资建房。按照曾宪忠的说法，西城区当时地价不高，但他们按最高的补偿价——每亩地4．2万的价格给农民补偿，至于为什么村民们说拿到的补偿款只有每亩3．3万元，“可能是被乡里或村里克扣了，这个就不清楚了”。
曾宪忠说，西城区当时的地价每平方米只有173元，员工们认领的价格是175元／平方米,再加上市政道路建设的费用，买150平方米的地，要交200平方米的钱，所以很多人认为不值，“宣传部和统战部就没一个人要，县人大有人掏钱以后觉得不划算，退了9户”。
真的不划算吗？村民们说，县里征地以后，转手就以高价卖给了开发商。曾宪忠说，由于认购的人不多，公务员住宅用地只占了50亩，其余的土地陆续以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正是这些土地出让金，让政府有了资金发展经济，带动整个县的发展，“也才有了西城区的今天”。
曾宪忠说，这里地价上升一方面来源于整体大环境的改善，包括县里经济发展，交通更加方便，尤其是去年沪陕高速和宁西铁路开通以后，大大优化了商城县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这几年县里对城西发展非常重视，集资建房的同时改善了市政道路设施，两方面因素加起来，使得这块土地的人气逐渐旺起来，由原来的无人问津变成了竞相购买。“这样，原来没认购的人觉得亏了，卖地的农民也认为补偿得低了，这两部分人开始闹事、上访，才形成了现在的问题。”
“矛盾上升以后，县里很重视，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严禁倒买倒卖，限制过户，逐步规范西城区房地产发展。”曾宪忠说。
失地农民如何生存
村民们告诉记者，由于大多数村民不同意卖地，村里的补偿款到现在也没全发下去，有的只是以“借”的名义领出些钱，按人头每人两万元。“有人说我们是刁民，想多讹点钱，其实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多少钱都不想卖，土地是农民的根啊！县里土地本来就少，就剩西城这片良田了，他们还不肯放过，以每亩3万多元的价格卖掉。先不说子孙后代如何生存，这两万元还买不到两万斤大米，我们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职业，将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王建则说。
“他们跟我们说土地是国家的，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就要收回去。我们虽然不懂法，但也知道国家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几十年不变。如果说搞开发，能带动县里整体经济发展，我们也支持，我们就是想不通，祖祖辈辈耕种的良田成了官员的别墅，这是国家的需要吗？”一周姓村民说。
记者初步算了一下，即使按曾宪忠所说的当时的地价——每平方米173元算，每亩地的价格是11.5万多元，远远超过了农民所得的3万多元，而此后农民想在新建的楼房里买房，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10多万元，这对他们来说更是天文数字了。如今，他们只能居住在原来简陋的瓦房中，靠四处打零工过日子。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中央一再强调要解决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但我们失地多年了，根本没人管。”另一王姓村民告诉记者，当时征地时，政府承诺修建用工优先考虑本地村民，所以有些村民就用补偿的钱买了三轮车等，希望能在工地上找点活儿干。但后来施工方故意刁难，恶意压低价钱，最后没几户做成的。
王大爷告诉记者，后来县委、城建局等出面和施工方协商，请有车的十几户人家吃了顿饭，每人给了1000多元，算是“买断”了，今后施工方没有义务一定要用本地村民做工。“虽然给的钱只占做工的1／10，但村民们没办法只好同意了，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陷阱。不久那十几户村民纷纷被拘留，有的还被判了刑，定的罪是‘敲诈勒索’，还说农民是黑社会，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这时一位妇女眼眶湿了，她的丈夫就是因此入牢，被判刑半年，前几天刚刚出来。
曾宪忠对此表示，政府当时确实照顾失地的农民，优先用工，但他们抬高价钱，自己把事办砸了。“基本上是过路就收钱，男女老少人人有份，不给钱就采取锁车等极端行为，有的还跟施工方起了冲突，公安局才出面维持秩序，拘留了几个人。”
“其实我们就是想找点活儿干，没有地，又不让干活，还怎么活呀！”那位妇女抹干眼泪，轻轻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