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三问”

    站在改革30年的新起点上，小岗人在思考，应坚守什么、发展什么、突破什么，小岗怎样才能开创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这其实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共同思考。

    一问：“包产到户”给中国改革带来什么？

    8月下旬，记者刚走进小岗“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家，他便撂下一句话：“大包干”的历史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没有包产到户，农民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就没有后来的发展！”

    说话时，严俊昌把双手扬得很高，仿佛两只手想同时触摸历史和今天。

    今日小岗，虽没有华西村的工业文明和街市繁华，但还是有几分“新农村”模样。这里不仅有自来水，有文化广场，有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有垃圾填埋场，有旅游场馆，有装上路灯的水泥大道和一排排新盖的两层小楼，间或还有三五辆停在路边的小轿车。

    不过，村头成片的葡萄架、蘑菇大棚和玉米地提醒记者：这里依然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

    如今，当初18位摁手印“包产到户”的小岗农民中已有6位离世。在寻访当年“大包干”带头人的过程中，记者深切体会到改革成果的来之不易。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勇曾潜心研究“包产到户”的历史：以包产到户肇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之前历经30年斗争，有过无数坎坷，上至中央领导、省委书记，下到基层干部、平民百姓，许多人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真可谓一场革命性的历史大变革！

    今天人们对小岗农民冒着“杀头、坐牢”风险搞“大包干”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有两个问题不少人却并不清楚——

    中国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为什么从小岗村突破？

    在“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家，老人家对两个问题的答案就一个字：穷。

    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民太穷；农村改革选择从小岗突破，是因为小岗农民更穷。历史经验显示，改革往往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置于死地而后生，偶然中蕴含着必然。

    安徽作家潘小平曾追寻小岗的“穷根”：凤阳处于江淮分水岭，非旱即涝，“乞丐之乡”的帽子由来已久，“凤阳花鼓”最早就是外出行乞敲出名的。

    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78年底。当年适逢大旱荒，生存的本能使小岗农民将个人安危和政治风险置之度外，在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摁下鲜红的手印。结果小岗一年就越过温饱线，还首次向国家交售余粮。

    恰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是1978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说，全会的决定虽没有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但它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为即将风起云涌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是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历史转折点。

    最终是邓小平1980年的表态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小岗改革迅速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力。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经济面临崩溃和农村的凋敝，酝酿着改革的突破。

    回顾改革30年，许多人在思考：“包产到户”给中国发展留下什么？

    从农村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这一重大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阶段，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今天，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家庭承包制仍是必守的政策“底线”。

    从城市看，最先在农村推行的承包制，后来被普遍移植到企业改革中，直接推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全国改革态势。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今天，无论是保障农产品供应和市场价格稳定，还是扩大消费，都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稳农富农。

    更重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改革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视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

    近年来全球粮食危机，中国却连年丰收。农村学者毕美家感慨地说：“改革30年后，我们再看起源于小岗的家庭承包制改革，会觉得更有现实意义。”

    是的，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小岗改革的“起点意义”都不会消失，改革创新的“大包干”精神永在！

    二问：改革先行者能否一路领先？

    小岗是改革的先行者，人们寄厚望于小岗。但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徘徊与困惑也一度困扰小岗人。

    正如2004年从省直部门下派小岗任村支书的沈浩所说：“想不到满身光环的小岗发展了26年，还只有一条泥土路通往外界，自来水还没入户，村委会负债运行，当时人均年收入刚过2000元。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大包干’也被人抢注了商标。”

    记者调研发现，小岗改革“先行”未能“先富”，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

    从历史原因看，在“大包干”解决温饱后，错过市场门槛较低的乡镇企业“发展机遇期”，没有完成从小农生产者到商品经营者的转变，被认为是小岗失去“先富”机会的根源之一。

    严宏昌感慨说，30年来他有两个梦：一个是已经实现的“大包干”。另一个是始终未圆的“工业致富梦”。他先后创办6个企业，但都因种种原因未成功。

    回想“屡战屡败”的办厂经历，严宏昌叹息说：“小岗人不敢闯了，失去了当年摁手印分田到户的改革勇气。”

    从乡村治理看，没有产生新型带头人的新机制，是小岗不能“先富”的又一根源。

    “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坤至今不能释怀：分田到户后，小岗村很长时间没有一次党员会和村民会能开到尾，村委会改选一度无法顺利进行。

    从体制原因看，小岗其实是中国传统农区的缩影。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束缚，发展要素处于向城市“净流出”状态，这是发展慢的深层原因。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评价小岗村，要注意两个标尺：一是承包制的历史性贡献。二是传统农村的发展水平。华西村全国没几个，小岗村目前在全国更具代表性。

    小岗突破曾创造中国改革的“历史高度”。但要求小岗创造中国改革进程的所有高度，则未免有些苛求。

    经济发展不外乎四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但目前在我国传统农村，四要素处于“净流出”状态，如农民工涌入城市、土地被征用或抛荒、农村金融失血、农民技术素质低。小岗也不例外，长期以来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流，村内发展缺资金、缺技术、缺管理。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区发展要素‘净流出’而能致富的！”经济学家温铁军坦言。如果不能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不能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转变落到实处，中国传统农区的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就很难顺利推进。

    三问：农村现代化路在何方？

    “大包干”后，中央领导曾说过“希望小岗敢闯”。村支书沈浩说，在全国推动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小岗决心重振改革创新的“大包干”精神。

    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小岗人开始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2006年，严金昌把10亩承包地租给上海一家养殖公司，用于发展种猪扩繁基地。他还接受了公司聘用，成为养殖场管理者。目前全村出租或流转规模达到600亩。

    下派干部，催生小岗新的带头人，沈浩2004年从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任村支书。

    “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坤说，农村改革30年，小岗人自发摁过两次手印，第一次是1978年为搞“大包干”，第二次就是2006年为了留下挂职将到期的沈浩。面对98名小岗村民的签名信，安徽省有关部门领导感慨地说：“这么多农民主动要求将挂职干部留下，这在全省还是首例。”

    在严立坤看来，沈浩代表了“新型农村干部”。几年来，沈浩推动依法治村，虽遇阻力但没有退却；带着村民外出考察、整理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引资兴建基础设施……

    村庄兼并，实施“大村庄”体制。2008年初，凤阳县决定把周边的严岗、石马两村并入小岗，成立新的小岗行政村。借“大村庄制”改革之机，新小岗实行直选，刚任小岗村党委书记不久的沈浩又当选村委会主任。

    跳出了旧的生产方式和乡村治理模式后，接下来是如何在发展中寻求突破。而传统农村要发展，必须实现人才、劳动力、资金等发展要素的“回流”，怎么办？

    引进大学生，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从2006年起，小岗从全国公开引进了30多名大学生。通过土地流转、政策扶持发展蘑菇大棚，已带动村民发展大棚200多亩，亩收益过万元。同时，严德友辞去乡镇公职，利用资金积累回村租地发展180亩葡萄示范园，带动村民种植葡萄600多亩。

    农民自发筹建专业合作社，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的组织形式。小岗近些年经多次试验，先后成立蘑菇、葡萄等多个专业产销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主体地位。

    小岗蘑菇合作社监事长苗娟说：“合作社正研究发展蘑菇加工储藏，解决季节性销售到常年销售的难题，让社员收益最大化。”

    今年以来，小岗专业合作社还拓展“融资”功能，设立社员互助基金，积极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小岗葡萄合作社理事长严德友说，互助金是社员自愿筹资，然后通过互相担保，解决社员的资金急需。

    小岗的探索证明，“承包制＋合作社＋互助金＋农户”模式，受到村民欢迎，被一些专家认为符合国情，是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形式。

    小岗人在做“现代农业梦”的同时，也在重新编织未圆的“工业富民梦”。

    2007年，严宏昌的儿子严余山从上海再次回小岗创业，希望利用自己的节电设备专利技术创办新型企业。对比两次回乡办企业的感受，严余山看到了希望。他说：“2001年带钱回村创业，村民的反应是排斥，干部则漠不关心。这次归来创业，不少村民变成了追随者，就连县领导也几次登门交流，共同探讨农村办企业的新路子。”

    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说，从宏观看，促成小岗新一轮发展的大背景，正是中央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战略转变。2007年,小岗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高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2000元。

    记者离开小岗时，村里正请专家作总体发展规划。目前小岗基本形成了“现代农业——旅游产业——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共识。沈浩说：“有了长远规划和长效发展的机制，不管以后谁离职，小岗都会保持发展的连续性。”

    如果说，小岗一度的困惑，也是中国农村的困惑；那么，小岗已经孕育的希望，同样也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希望所在。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