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相伴 随思想解放前行

    编者按

    英国一位当代思想家曾断言：人类的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不错，这位思想家所言的新世纪起点，指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那时至今，地球环绕太阳已近30圈，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成了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刷新了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增长的奇迹，增长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即便是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有所不及。更何况，中国的规模之大，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远远不及的。为此，国外许多学者将这30年称为“中国奇迹”。

    非常巧合的是，30年前的10月7日，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文革”中被迫停刊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报》也得以正式复刊。这份伴随着改革开放一同成长的报纸，同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从某种角度讲，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这部大书，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青年视角的编年史。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翻阅这部大书时，会吃惊地发现，这段30年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得要艰辛、曲折得多。从已经微微泛黄的纸张中，我们处处能够感受到，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的激烈争端如影相伴。在这部大书中，解放思想绝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如果用一个词汇概括这30年的本质特点，我们认为最贴切的词汇就是“解放”。无论是生产力的解放，还是体制的解放，无论是观念的解放，还是人的解放，这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不断冲破各种束缚、突破各种桎梏、跨越各种禁区的历史。

    从今天起，我们特辟《改革开放30年·本报见证》专栏，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10月7日，整整30年前的这一天，一张报纸复刊了。

    在此5个月之前，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席卷全国；之后两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因“文革”被迫停刊12年之后，《中国青年报》便是踩着这样的时代节拍重又面世。

    “它仿佛注定就是为改革开放而生的。”这家报社一位资深报人说，“这30年，它与改革开放相生相伴，并且始终在为这个国家打破种种教条、挣脱各种束缚而大声疾呼。”

    这一精神气质，从复刊第一天便显露无疑。面对那场为新时代开启序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它以怎样的姿态切入？当时报社的领导层，苦心孤诣选中周恩来1949年在中华全国青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家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却将讲话中有关团的业务等内容都略去，单保留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部分。编辑意图直指“两个凡是”。

    复刊第二天，又通栏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象周总理那样学习毛泽东》，进一步鲜明表态：“一切是与非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认为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不管时间、地点、条件，都只能照搬照办，而毛主席没有说的，都不能说不能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就这样，这张报纸一开始便站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前列。复刊第一期，它确凿地解答4个中学生的发问，认为家庭出身不该沿袭。第二期，它便刊登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让长久以来在公开出版物中近乎绝迹的“爱情”，堂而皇之走上党报的版面。

    随后，它又旗帜鲜明地主张“扫除血统论”，“要敢于冲破旧思想的牢笼”，“不拘一格选人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否定“新时期青年还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在“天安门运动”尚未平反时，它便派人去寻访天安门诗词的作者。它一手推动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的平反，并大胆地连续刊载这部“地下文学”，以至蜂拥前来买报的读者挤破了上海一家邮局的玻璃。

    在那个由生产黑色平底雨鞋改生产彩色高跟雨鞋都会被批为是助长资产阶级思想的年代，这家报纸却鼓励年轻人穿花衣服，并刊登新款服装的裁剪图。它还为跳交谊舞有分寸地辩护。即使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潮中，它也勇敢适时地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

    这张屡屡突破思想禁区的报纸很快赢得了读者，1981年发行量高达300多万份，各地邮局经常能看到人们排队订阅《中国青年报》的景象。当时由于纸张购买受限，以致不得不限制订阅。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青年报》迎来了又一次辉煌。当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提出不久，改革正从农村大步向城市转移，并由经济领域向各个领域拓展，改革亟须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条条框框。这也许能从这份报纸上一个栏目名称的变化中体会出时代心情：创刊以来一直沿用“接班人”之名的思想理论副刊，1985年正式改名为“开拓者”。

    也正是此时，一粒后来被命名为“深度报道”的种子在这家报纸深厚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了。

    从1985年年底推出《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开始，报道的笔触伸向青年厂长经理改革的启示，并关注起涌入深圳的30万临时工的状况；在企业改革矛盾最激烈的时期探讨企业家面临的种种制约，既研究被称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温州，也研究“私营经济在中国”，并不失时机地深入到西部贫困地区……

    1986年，描写中国新一代留学生群体的《第五代》发表后，有读者打出标语：“中国青年报万岁！”《倾斜的金字塔》质疑大学的教育权力和教育职能问题，当时被视为“不啻是扔到权力层叠、官僚密集的中国教育体制头上的一枚炸弹”。而报道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一组，则率先突破救灾凯歌的固有模式，焦点对准天灾中的人祸。其后，《命运备忘录》披露首批MBA遭遇僵化的人才体制瓶颈，见报次日，国家经委等七部委负责人，便就此与《中国青年报》对话。

    它揭露山西潞城换届选举的“猫腻儿”，它将甘肃武威市领导压制新闻监督、把印有批评报道的报纸回收销毁的丑行公之于众，它跟踪报道河南新乡一位老教师被刑讯逼供致死的惨案，质疑当地公检法，标题赫然是《谁来监督“监督者”》。

    “小平您好”，是这张报纸1984年登出的照片。“邓伯来了”，则是1993年一篇报道的标题。此前一年，小平南巡，随后“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

    跟随“邓伯”，这张报纸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富于创新精神的中青报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率先创办周刊，一时引得其他报纸纷纷仿效。

    此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战役性”报道依然有所延续，而以揭露危害公众利益的真相为主要形态的调查性报道大量出现。尽管在这个媒体群雄逐鹿的年代，这些报道很少获得过像上世纪80年代那般轰动的效应，却也蔚为大观。1995年“冰点”的问世，又将这张报纸的视角拓展到那些“‘冰’得无人理会的大众和社会角落”。

    上世纪80年代报面上的标题常有“启示”、“探索”、“透视”、“思考”，而新时期报面上则多了这样的栏头：“新闻特写”、“独家新闻”、“新闻分析”、“新闻述评”、“现场采录”、“本报调查”、“新闻观察”、“独家访谈”。

    从宏观上关注社会变革，到更加关注民生和普通人的生活；从更“政治”到更“社会”，“《中国青年报》的嬗变，实质是‘职业回归’，还新闻以本来面目。”这家报社一位资深记者如此说。

    嬗变之中，报人的精神却未变。1998年特大洪灾，《中国青年报》能派的记者几乎都被派往水灾前线。九江决堤时，它的记者在齐膝深的水中边行进边用手机向报社口述现场新闻，在众多同时目击现场的媒体中成为独家。2004年的繁峙矿难中有11名记者受贿，但中青报记者拒绝贿赂，冒着生命危险揭开黑幕，当时赶到现场的中央调查组的许多官员，从行李中掏出的、手里拿着的，便是《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报道复印件。

    然而，随着市场化媒体的飞速崛起，新闻市场上的竞争者迅速增多。在它创刊的那一年，全国只有186种报纸；而在去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近3000种。这张共青团的机关报，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在困惑中不断调整，以适应它所热衷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青年报》复刊一版上曾刊载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叶副主席”的手迹与题词。“雄鸡一唱，乐奏万方。”它那天以这样的笔调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一定怀着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怀着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竭尽全力把报纸办好。”

    20年前，在它内部，上下已然形成共识，要“将这张报纸办成一份现代传媒”。而今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洪流中，它与众多报纸一起，正在演进成一张新闻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