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荣大哥

    其实，他要直说：“王久辛，别忘了，你可是作荣抱大的孩子。”那我还真是没有什么脾气。

    自1988年在《人民文学》第九期发表组诗至今，我还真是刚刚离任的老主编、诗人韩作荣大哥关注扶持的重点作者。我没喊过他老师，不像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那么乖，见了编辑无论大小年长年少，一律尊称老师。作荣大哥不喜欢，我也觉得假，我只喊他“大哥”。

    1990年3月的某一天清晨，我放下刚写完的长诗《狂雪》的诗笔，兴冲冲地给作荣打电话：“大哥啊，我写了一首长诗，特棒啊。我要给你送去，你不出去吧？”作荣就是一句话：“好，来吧，我等你。”进了门，我不容他倒茶，便按住他读我的诗。我坐着，心里七上八下。将近一个小时啊，他一句话也没说，看了一遍，翻过来又看了一遍。终于，转头的同时将一只手按在稿子上，对我说了句：“不错，这首长诗我们发了”。

    不要以为韩作荣发稿子就这么简单，当年我发表组诗《活到黎明》时，一次给了他近百首短诗和一首上千行的长诗，他是把我惦过来惦过去，才从那一撂子诗稿中精选了四首诗发表。我后来发表散文《美妇》时，也是一次给他寄了36篇散文，他也只选了一篇。他对作品的认真、率性以及对刊物高度的负责精神，使《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作荣之所以是一个好大哥，我揣摩了二十年的感觉是：他对人有一颗平心而论的衡定之心，从不以人待我我待人，而是始终以我今待之明待之，永远这样真诚待之的态度待人处世，恒久弥坚，朋友越交越有味道。

    我曾有一首诗《大哥》，原来副标题是“献给作荣”，发表和收入诗集时，考虑他“位高权重”有拍马屁之嫌，便将其删掉了。诗中写道：“我依然相信这个称谓内在的感情。／它呼呼地涌。虽然它涌不出你的眼眶。／也变不成我的感激。”的确，即使到今天他已经从主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我仍然羞于当面表达我的感激。

    我相信，和我有同样感受的诗人作家一定不在少数。曾写过名震全国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人叶文福，后来又写了一首《将军，请你洗一洗》，词锋犀利，有失分寸，受到了批评。一度，叶文福极为消沉，谁家也不敢去，生怕给人家带来不幸。作荣大哥便邀来诗人李松涛、刘毅然、喻晓等等，请他来家喝酒谈诗，而且常用平时不用的形容词来赞扬叶文福。比如，作荣这样说：《将军，不能这样做》誉满全国，必定要进新诗史。

    作荣说得文福老哥激动异常，发誓要再写新篇。果然，他又写了长诗《穿满弹洞的旗帜》，可他把这首诗给了几家报刊，却没有一家敢发表。为啥？文福老哥说：“恐怕都以为我是反革命呢！”作荣来劲了，问“那为什么不给我们？快拿来，我们发。”

    于是，叶文福的名字在相当一段时间消失后，终于率先在《人民文学》出现了。继而，叶文福又很快收到了数十封约稿信。各报刊把《人民文学》发表了叶文福的诗当作开禁的信号，文福老哥又驰骋在诗坛上了。

    当诗人要有侠肝义胆，作编辑、当主编，又何尝不需要呢？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那年，诗人昌耀的诗集超过了年限，为此，作荣深觉惋惜。恰逢中国诗歌学会评选“中国诗人奖”，他便和评论家张同吾一道，为昌耀向各位评委吁请，终于将这一殊荣颁给了昌耀。但遗憾的是——此时的诗人昌耀已身患癌症。

    但我猜想，作荣想的更多的，肯定是一定要抢在诗人谢世之前，把奖杯和奖金亲手交给昌耀。并亲口对诗人说：“昌耀啊，评委们一致公认：你是中国卓越的杰出的诗人！”他果然飞赴青海见了昌耀，我当时并不在场，但我已经凭心完全彻底地想象出那一平静而又伟大的情景了。因为那是良知对艺术的尊崇，那是诗心对诗人高贵的礼拜。我明白作荣，他必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