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的明智之举
毕：这件事早就该做。不光国家图书馆应该做，各省区市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也应该做。据我所知，南京大学图书馆早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文化积累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职责。公开出版物的文献价值未必高，非公开出版物的文献价值未必低，这种错位现象已经是当今出版物的普遍现实。如果光收藏公开出版物，不收藏非公开出版物，图书馆的功能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梁：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是，国家图书馆列举的几类非公开出版物，既然有价值，为什么不能获得公开出版的机会？
毕：据我分析，原因不一，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开出版成本太高。现在，国内出版社大多实行企业化管理，不光不愿意出赔钱的书，出一本书钱赚少了都不行。因为书号有限。不管这本书能印多少，只要公开出版，管理费也就是俗称的书号费，不少于两万元左右。印刷学术会议文献、研究报告一般用公费，但公费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只需要印刷几十本到几百本，花几百元到几千元一般就够了。一旦变成公开出版，至少要花好几万元，其中的书号费往往远高于印刷费。所以，如果不是为了评奖、评职称，或者是完成什么项目，即使内容具有公开出版的价值，当事人也放弃公开出版了。
梁：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公开出版的渠道失去了容纳某些信息的功能。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可谓风云激荡，值得回味的事情太多了。中国逐渐走出文字狱的阴影之后，愿意写作回忆录的个人逐渐增多，有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知青，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自己不写，愿意接受别人采访，形成口述历史。这些文字，作为史料，具有程度不同的价值。但作者普遍感到，公开出版的机会并不多，甚至难度越来越大。
毕：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矛盾：史料价值高的回忆录未必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未必高。举几个过去的例子，比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50年》，其史料价值无可否认。因为他们本身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但用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的决议衡量，他们的回忆录显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过去，采取内部出版发行的办法，使从事党史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是能够买到看到这些书，图书馆也能收藏到这些书。现在，内部出版的做法也很少见了。出版社遇到史料价值较高但未必符合政治正确要求的书稿，往往拒之门外。甚至一些政治正确性并不存在问题，只是因为涉及重大历史问题，接现行规定需要送审的书稿，出版社也望而生畏，干脆退稿了事。
梁：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发源地。文献丰富，历史记载连续性强，可谓史不绝书，文明的悠久经常能够激起民族的自豪感。然而，在晚近的历史和文献传承方面，我们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越近的历史越不清楚。和一些国家比起来，这一点往往让人感到自愧不如。弥补这种差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也是各类文化机构不能推卸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图书馆主动征集非公开出版物，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