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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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回家的路

本报记者 林天宏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0-08    [打印] [关闭]

衣裳街

 

   破败的衣裳街

原住民搬离前的衣裳街

    每当有客人来,周韬就会打开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珍藏多年的《湖州日报》。

    这份发黄的旧报纸,记录着他曾有的荣耀与风光。那是1982年,周韬作为“自强不息、各尽所能”的个体户代表,登上这座城市最为权威的报纸的头版,成为那个时代急需赞颂和推广的榜样。“湖州城里,说起衣裳街的‘周阿跷''(当地方言,意为“瘸腿”),很少有人不知道呢。”他颇有些得意地说。

    近30年,在浙江湖州市中心的一条老街上,这个自幼右腿残疾的裁缝,感受过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即便是在半年前,他的事业看起来还蒸蒸日上。那时他正考虑注册商标,推出自己的服装品牌。

    但现在,他那间临河的裁缝铺,已经近半年没有什么生意了。这个48岁的中年人,不得不开着三轮残疾车出去载客,有时候到周边的饭店给人洗洗碗。从时代先行者,到当下为生计发愁,周韬的成败荣辱,都和这条他居住了一辈子、名叫“衣裳街”的老街密切相关。

    这条街,被许多湖州文化人视为精神家园

    从清代中叶起,周韬生活的这条衣裳街,就已经是湖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衣裳与布料的商业中心。据《吴兴志》载,在这条状如弯弓的窄街两旁,曾有过数百家沽衣布料店,“因市成通衢,因衣而成街,故得名衣裳街”。

    在这条长仅百余米的老街上,有着十多条铺着青石板的窄小弄堂,它们蜿蜒过弄堂里每家每户的门前,在人们的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通向一个叫馆驿河头的地方。

    旧时的湖州城,陆路交通并不发达,寻亲访友、商旅买卖、官宦往来,大多通过江南地区星罗棋布的河流。而馆驿河头前的笤溪,既是人们往来湖州、泊舟住宿的上岸处,也是湖州城通往江南乃至全国的起点。

    这条街,被许多湖州文化人视为精神家园。历代经过湖州的名士,都在馆驿河头留下过令人难忘的身影。颜真卿、杜牧在这里建过公馆;苏东坡在这里优雅地登岸,又在这里被凄凉地押上囚船;这儿有书画大家赵延年的故居,在他的子孙辈中,还有诗人北岛。

    这里也保留着周韬最温柔的回忆。在那个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衣裳街的人们吃的都是笤溪里的水,每家一个大缸,只要放点明矾。上游发大水时,周韬和小伙伴一起拉网捕鱼,“六七斤重的大鱼,一网就是十来条。”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们,守着自己的独门独院,在河边洗衣、散步,扯着家长里短。他们对河流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不往河里倒污水。

    但时代的节奏在20多年前骤然变化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个体户周韬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压抑了许久的衣裳街,也似乎一夜之间找回了商业的传统。街上的服装店和布料店,如雨后春笋般越开越多。

    周韬裁缝铺的生意越来越好,他经手的布料,从最早的粗制劳动布,到后来的牛仔布和“的确良”,然后是各种高档面料。他曾是这条街上第一个装电话的人。他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个七八千元”。

    “就想着赚钱,结果还是把一只生金蛋的母鸡白送给别人了”

    老街开始变了。

    店面越开越密,操持着各种方言的陌生面孔也越来越多。从全国各地来衣裳街经商的人们,租下原住民的院子,不时有人搬走,又有人搬进来。

    原先的地方不够住了,房东就在院子里搭建起各种简陋的房子。亮堂的天井和门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昏暗逼仄的小屋,门窗上蒙着脏兮兮的布帘。人们要侧着身子,才能在狭窄的过道里行走,原本优雅从容的格局被彻底破坏,即便是在大白天,如果不开灯,也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那些保存了数百年的精美的砖雕和木刻,被慢慢侵蚀、摧毁。

    笤溪边冒出许多饭店和各种小企业。它们的排污管道,直接通向原住民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河水慢慢变黑,夏天的太阳晒在河面上,会冒出很多大水泡,散发出阵阵恶臭。

    许多原住民渐渐离开衣裳街,他们在城里的其他地方买了房子,只是偶尔回来收收房租。留下来的居民,大多是买不起房子的穷人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周韬却从未想过离开,他的母亲在这里生活了70多年,并且,他的生意、他的老主顾们,都在这里。

    如今的衣裳街,离周韬记忆中的那条老街越来越遥远。走在这里,只能看见墨绿色的河水缓缓地流淌,河面上不见舟楫,只是偶尔有打捞垃圾的快艇开过。日益荒凉的房檐上,爬满野草和横七竖八的电线。青石板残缺不全,坑坑洼洼,为了行走方便,人们垫上了各种颜色的碎砖头,有车子开过,便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老街已经破败。而这几十年间,在这座浙北小城里,其他许多如同衣裳街一样曾经承载优雅、从容的历史的旧物,都已被连根拔起。

    上世纪90年代,与全国许多城市上演的故事一样,经由利益浪潮的冲击,在推土机、压路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湖州一大批珍贵的历史街区、古建筑、遗迹,从此不复存在。

    湖州市的人民公园中,原本有着从唐代到民国的十多处遗址。在随后的公园改建中,这些遗址被纷纷拆掉,仅存的一座唐代颜真卿所建的“韵海楼”,也被异地重建。如今,这座古建筑已经成了危房。

    唐人张志和笔下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描述的是1000多年前湖州郊外西塞山的景象。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塞山上开起了许多石头矿,在终日不停的爆破声中,这座小山如今只剩下了一半。

    这座城市原本有着1500多座石桥,但根据湖州市文物保护专家、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马青云的最新调研,如今,类似的石桥只留下了10余座。

    和周韬一样,马青云自幼就住在湖州骆驼桥边的民居里,在他的记忆中,原本的湖州古城里,处处都流露着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桥西边的河流像一条龙,桥东边的河流像一只凤凰,骆驼桥就像是一颗珍珠,龙凤戏珠,这是多美的画面啊。”

    但现在,骆驼桥边的民居早已被拆光,开发商在上面盖起了一座座钢筋水泥的高楼。尽管河水依然在流淌,但在马青云的眼中,“外在的环境不见了,那么,原本依附在这座水城上的魂,也早已经消散了。”

    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上世纪90年代,湖州拆除了一条名为米行街的老街,拆下的横梁、砖雕、石板等构件,被苏州原封不动地运走,在当地一座古镇的重建中用作材料,如今,这座古镇已经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不是闹笑话吗?”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苦笑着说,“就想着赚钱,结果还是把一只生金蛋的母鸡白送给别人了。”

    “衣裳街就是我的家。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上世纪90年代初,湖州曾经向国家申请过“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但这种并不充分的准备与努力,“不出意料”地失败了。

    “中国的一百个状元里,就有两个是湖州人。这样的一座城市,到现在还不是‘历史文化名城'',确实是挺羞辱的一件事。”沈文泉说。

    作为湖州市传统街区历史文化保护与展示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沈文泉对此显然有切肤之痛。

    不过在他看来,对于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湖州市也经历过一个“思想上认识和变化”的阶段。近几年,这方面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在近期的一次拆迁中,工人挖出一截古城墙,政府和开发商马上就停工,重新规划,“换以前,谁管你啊,直接就拆掉了。”

    的确,2004年,湖州市重新修订了《湖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始对湖州古城进行规划与保护。在经历了冲击、阵痛和迷失之后,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开始寻找一条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

    显然,衣裳街作为湖州仅存不多的完整古街区,如果改造得好,“多少能为湖州赚回一点分数”。

    在沈文泉提供的改造方案中,对于衣裳街的改造,将采取“修旧如旧”的原则,“根据不同类型的房屋,提出不同的改造方案,历史建筑尽可能保护、修缮,现代建筑拆除、整饬,重现古街、小桥、流水、白墙、灰瓦的传统空间景象。”而整个改造工程12亿元的计划总投资中,有大约10亿元,将作为当地原住民的拆迁安置款。

    在老街的许多住户看来,拆迁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他们希望离开这条已经破败不堪的街道,用补偿款购买新的住处。

    从今年4月份起,衣裳街的原住民就陆续收到政府的拆迁通知书。如今,原有的1100多户原住民,大多数已经离开,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但还是有人不愿意离开,有20多户人家依然顽强地留在这条老街上,周韬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残疾裁缝留下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毕竟,他所有的老主顾都在这条街上,而且,政府为这些原住民建造的新居所,位于这座城市的边缘,一旦离开,他担心失去自己的生活来源,“手艺再好,谁愿意跑七八公里去找一个瘸子做衣服呢?”

    而最敏感的问题是补偿的价格。在留下的原住民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言,比如,“如果你在政府和开发商那里有关系,相同的面积,能比别人多出好几十万来。”而周韬那间自建的10多平方米的裁缝铺,并未纳入拆迁补偿的正常范围,只给他折算了6000多元钱,这可把他气坏了。

    “我是一个瘸子,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按补偿政策一平方米给我4000来块钱就把我赶走,然后一转手卖个四五万,换谁心里能平衡啊?”他愤愤不平地说。

    还有一些原住民并非因为钱才留下。一位熟悉衣裳街的当地记者说,他曾遇见一位姓丁的老太,在衣裳街已经生活了80多年,她的8个儿子都在外经商,于是,老太太养了8只猫,每只猫,都代表着她对一个儿子的念想。“衣裳街就是我的家。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老人对这个记者说。

    “不要弄得只有生意,没有生活。”

    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并不顺利。留下的20多户人家,无疑给衣裳街的改造工程,出了20多道难题。但在沈文泉看来,“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为什么要将原住民完全迁出衣裳街呢?”沈文泉说。不少人担心,改造后的街区,很可能会像全国许多所谓古街区那样,充斥着商业店铺和旅游纪念品,那依然不是精神家园。

    “不要弄得只有生意,没有生活。”沈文泉说,“有原住民生活的街区,才能叫传统街区。原住民没有了,承载那些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没有了。这样的保护,是要打折扣的。”

    在他20多年来对湖州古街区拆迁与改造的观察中,曾遇见过一个类似的教训。

    湖州的南浔古镇,如今是一个著名景点,但小镇的原住民,依旧在古镇中继续原本的生活。有专家评价,“这是将原住民生活与商业行为结合得最好的古街区改造模式。”

    但是,在当年的南浔改造中,曾经采用过一个方案,就是将原住民全部迁出,将古民居作为店面和宾馆,出租给商人,但由于“各方面的利益没有摆平”,这个方案只改造了两条街就停止了。结果,那些保留原住民生活的民居,依旧保持着原本的古朴,又增添了新的活力,而那两条被改造过的街道,尽管修建了新的商铺,却门可罗雀,缺乏人气,“成为一个失败的样本”。

    “一个城市要找到回家的路,是需要物件来承载记忆的。”沈文泉说,“我们还是得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满足原住民们不同层面的需求,想搬走的能搬走,想留下的留下。”

    但拆迁改造在即,衣裳街的住户们大多还是离开了。周韬的裁缝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什么生意,只是偶尔接些零活贴补家用。国庆前一天的晚上,老街突然断了电,坐在临河那间裁缝铺的窗前,周韬闷坐在黑暗中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等待着未知的明天。

    偶尔,他还会记起10多年前的那一天。解放前离开大陆去台湾的舅公回到湖州,和周韬的外婆,约在从小一起玩耍的骆驼桥相见。可老人已经完全认不得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了,“那座走上去49个石阶、走下来49个石阶的石头桥,哪儿去了?”

    于是,临别前,老人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对周韬说:“拜托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不然,以后子孙们回来,让他们去哪儿找那些记忆呢?”

    (请图片作者见文后与本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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