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边走边唱

赵联秋和他的"兵"

化妆

台上台下

小男孩伟伟

排练

    “快点快点！大家都利索一点。一会儿还要赶路，明天还要唱戏。”赵联秋单手掐腰催促道。

    这是个五十开外的瘦小男人，披着一件深蓝色西服，脸藏在灯光打不到的地方。一支香烟闪烁着明暗火光。

    低沉而沙哑的声音立显威力。舞台上，几个身穿迷彩服的男男女女马上停止了嬉闹，加入到劳动的队伍中。这支有着近40人的队伍，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数千件行头卸幕、装箱、装车的工作。

    赵联秋有时也会搭把手，张罗着把行头归拢到位。但多数时候，作为一个草台班子——演员较少，道具、行头等较简陋的民营戏班——的班主，他更像一个将军，全盘指挥着他的战士冲锋陷阵。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也不放过任何一件物什。每件物什自有用途，少了一件，足以给本来井然有序的演出制造一场慌乱。

    “收拾完了赶紧吃饭，吃完饭赶紧赶路。五六百里路呢，大家吃饱点，明儿清早吃不上饭。”班主又发号施令了。此时，已过零点。

    饭是馒头就汤面，没有菜。半个小时后，大家收拾停当，上车赶路了。

    一个草台班子的一次旅程，是从午夜开始的。

    赶路

    “干的就是这活，受的就是这罪，由不得你。”在赵联秋近40年的演艺生涯中，深夜赶路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台口（唱戏的合约）是早就写好的，他得掐着表赶路。不然，失去信誉，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目的地是20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榆社县河屿乡东清秀村。在那里，他率领的“长治戏协实验上党落子剧团”，将有5天9场戏的演出。

    三辆车，两辆是载重货车，运送剧团的全部行头，剩下一辆是大巴车，运送演员。车都是赵联秋租来的。200多公里的路程，要花费掉他2000多元钱。这个价格，与他的班子唱一场戏的价格相当。

    大巴车上挤满了人和红色的塑料桶。在这个班子里，每个人都有一个红桶，盖子上有编号或名字以示区别。这个塑料桶，除承担卸妆和洗漱时的盛水功能外，在旅途中，它还是装洗漱用品、碗筷、水壶、零食等的容器。由于大巴车的货舱有限，多数桶只好跟在主人身边。车上显得拥挤不堪。

    司机在大家叽叽喳喳的嘈杂声中启程了。由于颠簸，尖叫声和善意的嘲笑声此起彼伏。在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戏班里，这样的笑声总会存在。尽管已是深夜，尽管他们在下午和晚上唱了两场，但年轻人的精力和激情并没被消耗完。在路上，他们还以各种方式，释放着他们的能量。

    本来10公里外就是高速公路。但司机没有上高速，而是选择了一条国道。沿途没有遇到一个收费站。司机大概是为了节省过路费，而选择了一条熟悉的道路。但是国道路窄车多，路面破损严重，因此速度并不快。偶尔还会走错路。对此，赵联秋毫无怨言。什么样的价格只能买到什么样的服务。

    车行一小时多，喧闹声逐渐平息。大家或互相靠着，或倚在靠背上打起了盹。有人睡不着，摸出了烟抽。密闭的空间内，立即充斥着一股呛人的香烟味道。但并没有人提出什么意见。该睡觉的睡觉，该小声说话的还在说话。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状态。

    有人从自己的桶里取出了方便面和碗筷。在颠簸的客车上，他熟练地将水壶中的开水倒进碗里。泡了片刻，便哧溜哧溜吃起来。也有人掏出水果来啃。车厢里的味道更加复杂了。

    三个多小时后，涌来一股浓烈的柴油味。一些人被呛醒，小声询问怎么回事。司机停下车检查，不一会儿上来，告知是油管破裂。车瘫在半道上。

    北方的夜，漆黑一片，悬着的几颗星星发出微弱的光，但对地面无济于事。跟在后面的货车大灯打在大巴后置的发动机上，光线散落开。但在如此漆黑的夜，在如此空旷的荒郊野外，这些散落在周边的光，都被黑暗吸走了。

    看来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车上的人大都下车了。男女自觉分开，在公路两侧的庄稼地里解决了“内急”。有些人凑到发动机前，看看怎么回事，随后就走开了。三三两两地说起什么，时不时发出一阵笑声。

    边上一块田里种的是玉米，玉米棒子已经成形了。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想撇下几根来，但终于也没找到真正熟的，最后在大家的戏谑声中灰溜溜收场。在这个戏班里，一切期望的事情，如果最终没能实现，做事的人都会成为戏谑的对象。

    司机尝试了各种办法，但依然没有解决油管破裂的问题。最后，他只好在油管上缠了一些棉线。但这根本就阻止不了柴油的泄露。发动机一打火，油管增压，柴油就四处喷射。

    “凑乎走吧。”司机无奈地说。在这荒郊野外，在这个时刻，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但路还是要赶的。10多个小时后，这个班子就要在那个叫东清秀的村子里演出。

    大巴车在柴油四射的情况下再次启动。

    车厢里依然是一股浓烈的柴油味。有人顺手开了车窗。但在太行山之巅，8月间的夜里，寒气依然逼人。开了一会，靠近窗根儿的人就不干了，随手关上。但车里味道实在不好，一会又有人打开。车子就在这开开关关中行进。

    “至少要多浪费一百多块的油钱。本来一趟就赚不了几个钱，这一下可要赔本了。”司机嘀咕道。

    坐在司机后排的赵联秋没有搭这话茬，闭着眼睛养神。

    早晨5点半，天色已泛亮，车子开进了东清秀村。一段旅程结束了。

    安顿

    “赶紧卸车，卸完了赶紧睡觉。”车刚一停下，脸色黝黑的赵联秋就蹿下了车。他依旧披着那件深色的西服，掐着腰指挥起来。坐了5个小时车，他的行动有些迟钝，目光也不像昨晚那样有神。

    那些还梦游的人在这一声吆喝中动了起来。小伙子们爬到货车车厢上，开始卸行头。在蒙蒙亮的早晨，这支一身迷彩服的队伍，看起来煞是威风。

    舞台前站了几个人，他们一大早就来迎接戏班子。

    两名妇女在清扫着场地。地面没做硬化，两把扫帚挥舞几下，便扬起了灰尘。一旁的村干部骂骂咧咧地指责两个女人没有早点出来干活。女人高声辩解着，但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卸车的工作就在尘土中展开了。

    戏班里最小的成员，是一个还没满两周岁的小男孩。下车后，他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熟睡，看来凉气和喧嚣并没有影响到他。

    “家里没人看，我们只好带着他出来。”小家伙的母亲说。

    母亲也只有26岁，随着拉板胡的丈夫来到了这个戏班子，现在也开始演一些唱词和对白并不太多的角色。在落子戏曲中，板胡是琴弦类最重要的乐器。

    小家伙的出现，给这个班子带来了足够的乐趣。他为大家削减了一些疲乏困顿，甚至也削减了一些对生活的抱怨。

    赵联秋找到一名村干部，要他落实住宿和做饭的地方。班子里的人坐了一宿的车，早晨又没有早点，大都又累又饿。晚上8点钟演出就要开始，因此，班主的当务之急是要自己的队伍补充睡眠和能量。

    “榆社这里是个大台口，千万不能演砸了。”赵联秋说。

    本来，他的活动地盘一般在晋东南，即长治、晋城一带。这次带着队伍来到北面200多公里外，是因为这里已经写了四五个台口。一旦第一个台口演砸，以后的台口能不能唱，就成了一个问题。

    住宿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室里，做饭则借用小学的厨房。赵联秋挨着房间看了一圈，感觉有些不满意。他想找更多的单间，以保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休息环境。但事与愿违，这个村子只能给他提供这样的条件。他也只能无条件接受。即使像他这样在晋东南一带赫赫有名的草台班子，也是没有多少谈判资本的。

    很快，戏班子的人拖着行李，陆陆续续地住进来。每人除了有一个红色塑料桶外，还有一个行李卷。这个防水的军用行李卷中，卷着他们各自从家里带来的被褥，还裹有他们几乎全部的细软。

    几对夫妻被安排到了单间。单身女性则安排在一个有床的房间。剩下的单身汉，住在了一间教室里。

    教室里一片脏乱，地上全是灰尘和垃圾。显然村里并没有派人给戏班子收拾一下。一个小伙子捡起一把扫帚扫了起来。尘土飞扬，他也没洒一点水。等灰尘落下去，几个男团员各自找位置铺开了自己的行李卷。一个12岁的小男孩，躺在一处角落里，头一沾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

    戏班厨师在厨房里发起了牢骚，说这个村子的村委会太刻薄，甚至没有人给他帮厨。他要负责近40个人的伙食，一个人实在招架不了。“哪个村不给安排几个帮忙的？”他嚷嚷道。

    然后他走到外面，找村里的干部要人。“谁出钱呀？”一个村干部反问道。

    “总不能我们出吧？”厨师交涉无果，悻悻地走开了。

    不过，村里最终还是协调了一名妇女帮忙。厨师还想再多争取个把人手，但村里最终没有答应。即使有了助手，也够他忙活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对这个村子一直没有好印象。

    舞台上还留有几个人。戏班子里年纪最大的，是个敲锣的老汉，64岁。因为身体佝偻，行动不便，所以他每次就在舞台上安置自己的铺位。他一般选择舞台的右后侧。左后侧则是一个岁数比他稍小的老汉，他负责为演员宽衣配戴。其余的人，晚上睡在舞台中间，负责守夜，以防发生事故。

    上午10点过，在舞台上睡觉的几个小伙子醒了，便开始布置舞台。箱子怎么摆，绳子怎么搭，幕怎么挂，桌子椅子怎么放，乐队的位置、音响的位置，一切都有讲究。

    这些小伙子们已经不知道布置过多少次了，每个曲目都铭刻在心，每道工序都牢记不忘。所以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便已收拾停当，所有行头都摆放得有板有眼。

    一声口哨声吹响，这是厨师开饭的信号。“开饭了，走。”一个小伙子说。

    生计

    东清秀村，100余户，400多人，只是个很小的村子。村子中央有一个小舞台，修建于1951年，但这个舞台只能容纳几个人表演，如今已失去了实用价值。现在的舞台则在村外，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不过依然很小，照戏班子的话说，“跑不开”。

    山西的村子，大抵都有舞台。有人调查过，至今山西保存的古戏台有400多座，最古老的距今已有800余年。建国后，各地又修建了不少新戏台。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村仍把修戏台当成是一件大事。在这片土地上，自宋代以来的传统，一直未曾断过，也很难打破。

    舞台和庙会有关。庙会的日期是固定的，一年中只有一次，各村时间不同。庙会的日子，大抵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某神仙的某个纪念日。比如，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公公的诞日，农历四月十八日为碧霞元君的诞辰，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药王孙思邈的出生日。

    在举行庙会的时候，地方一定要给神仙送上一份厚礼，而唱大戏就是必备的礼物之一。因此，在山西，“没有舞台的村子很少见，有舞台不唱戏的村子也很少见。”

    除庙会外，地方上逢大的集会，也会请戏班子唱戏。另外，生诞寿日、婚丧嫁娶的堂会也是有的。不过，现在请戏班子的人家还是比较少的。毕竟，唱大戏的开支实在是一笔不菲的数目。但煤矿的盘活，又为戏班子开辟了一块市场。凡庆典活动，煤矿总要唱上几天大戏。

    山西的戏曲剧种也丰富多彩。“大戏”有四大梆子：南有起源于蒲州（今永济县）的蒲州梆子，是山西梆子戏中最古老的剧种。中有晋中的中路梆子，即“晋剧”。北有晋北一带的北路梆子。这三种戏曲一脉相承。晋东南则有起源于古上党郡泽、潞二州的上党梆子。

    另外，山西还有一些“小戏”，比如上党落子、晋南眉户和道情等。赵联秋领导的这个落子剧团，唱的就是地方戏曲中的小戏。这种从河北武安流传过来，吸收了一些大剧种艺术形式的剧种，一般是“上不了台面”的。

    因毗邻河南，豫剧（又称河南梆子）也成为晋东南一带流行的剧种之一。一些老人对豫剧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本地戏曲的喜爱。

    赵联秋的竞争对手很多，大都是来自民间的草台班子。仅晋东南一带，本地成长的草台班子就有四五十家。毗邻的河北和河南，也有戏班子来山西抢市场。业内人士估计，在长治晋城一带，活跃的豫剧班子不下40家，“几乎占领了晋东南的半壁江山”。

    而对“公家”的县级剧团，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建国初成立的县一级剧团，在吃了30年的“大锅饭”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1985年，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中，就曾指出艺术表演团体存在五个方面急需改革的问题，比如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布局不合理等。不过，多次改革后的县级剧团，并不能完全在市场上站住脚。

    赵联秋曾担任过长治市郊区剧团的团长。剧团搞市场化经营，基本上是自负盈亏。即使能写到台口，但因人员多，历史负担重，成员的收入也比不上草台班子。结果，一部分名角流失到民间，剧团的竞争力也就越来越小。他也感觉到没前途，辞职“下了海”。先是帮别人写台口（给戏班子揽活），去年与人合伙接手了目前的这个班子。

    虽然唱的是小戏，虽然竞争很激烈，但赵联秋的班子市场依旧很好。除冬天是淡季外，其余的时间，台口从来就没缺过。价格上，由于他的班子戏唱得不错，他本人的活动能力也较强，自然就比别的班子要高一些。

    东清秀村没有庙会，唱戏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虽然早在1997年国家就开展了文化、科技和卫生“三下乡”活动，但文化的脚步很少走到这里。偶尔一场老电影，或者一台晚会，但毕竟没有唱戏那么气派，那么热闹，那么有氛围。

    “老百姓想请剧团，可是村里没有钱，我们请不起。”村主任刘斌说。

    他表示，这个村子几乎没有任何公共收入。在他上任之前，村委会甚至没有办公室。他上任后，开始发展旅游，得到了上级支持，拨了一部分款下来，他才整修了一间办公室。目前，在一个由仓库改造成的大办公室里，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办公桌各占据一隅。

    村里最近的一台戏是2005年。那一年，一个民间戏班子，因为找不到台口，流落到东清秀村，班主央求村主任让他们演出，混口饭吃。结果，那个戏班子以2000元的价格给村里唱了7场戏。“这点钱通常只够唱一场戏的。”刘斌笑着说。

    如今的这台戏，是村里一个阔佬出钱唱的。“人家有钱了，让我们高兴高兴。”一个年轻人说。

    村里对此也有别的说法。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村子，在3年之后，又唱开戏了：5天9场。通常情况下，一个台口是4天7场戏。

    赵联秋想提前拿到一点钱，就打发副团长申晓云去找刘斌交涉。“没钱。唱完了再说吧。”村主任一句话就把申晓云给打发了。

    这个上党地区的名角有些不悦，但又不能强要。“看看我们唱戏的，多难呀。”她扮了一个鬼脸。

    磁石

    第一场演出安排在晚上，剧目是上党落子传统的《杨七娘》。各种角色轮番上场，说唱哭喊，枪来棍去，锣鼓喧天，煞是热闹。

    舞台前的空地上坐满了人，一直蔓延到空地北侧的篮球场，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有老人、年轻人和小孩，不下五六百人。不过，安心坐着观赏的，大都是中老年人。有个眼神不太好的中年人，甚至借助手机的视频在观赏。舞台上精彩的表演总能换得他们羞涩的掌声。

    “年轻人都不喜欢看戏。他们喜欢看歌舞。”赵联秋说。他从事戏曲40年，最终名头也出来了，却发现观众越来越少了，因此时时“感到悲哀”。

    不过，露天广场上还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一些是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甚至开着小轿车从外村赶过来的。男男女女凑在一起，说说笑笑。

    “我看不懂。”一个从外村来的小伙子直言不讳，“电视就那几个连续剧，又长又臭，广告又讨厌，没什么看头。在家里待着又没事，不如出来凑凑热闹。”

    他坐在摩托车上，四处张望着。“我们村来了好几个呢，他们不知跑哪里去了。有的是和对象一起来的。”

    顺着他的目光看，不远处，几个男女正在说笑嬉闹。看得出，他很期待加入他们。

    “要是搞台晚会就好了。告诉我，什么时候有晚会？”他问道。

    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失落。不过，他表示以后还会来，毕竟这里“热闹嘛”。

    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晋城，或者其他地方，问问当地一些经常赶场的鼓乐手就会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喜欢晚会，尤其是“带点黄色”的晚会。在晋东南，即使是当地传统的“八音会”，赶场子时都会带上歌手，“有些就靠色情表演吸引人”。一个好的晚会班子，一场演出的费用就在1万元上下。这几乎相当于一个草台班子3天5场戏的收入。

    小孩子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男孩们几乎人手一支玩具枪，个个都挂着笑。他们大都玩到很晚。有几个小男孩，甚至玩到谢幕时才回家。

    在戏班子到达东清秀村的当天，恰逢山西省城太原的一个夏令营到此活动。晚上，这个夏令营在戏班子居住的小学院子里搞了一个篝火晚会，由一个省城的老师，组织本村的小学生和太原来的小学生联谊。

    太原来的小朋友，在他们的同龄人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艺。而本地的小朋友，则显得腼腆和羞涩。

    “我不喜欢和他们玩。”一个当地小学生明确表示。他说自己虽然喜欢篝火晚会这种新颖的形式，但在省城来的小朋友面前，感觉“不自在”。所以，晚会没有结束，他就偷偷溜出来，跑回家拿上玩具枪到舞台前玩耍。

    这里也是小商贩的天堂。早在下午的时候，一些小贩就出来摆摊了。不过，因为是第一天，做买卖的还并不太多。此后几天，附近做买卖的都陆续赶了过来，或骑自行车，或开三轮车，或开小型载重车。他们自发地在进村的马路上形成了一个长达50米的集市。有卖小吃的，有卖布匹的，有卖农具的。农村需要的一切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除卖吃食的外，其余的小贩一般都会在日落之前离开，第二天再过来。

    一部分外来的小贩甚至就在这里住下了。一个卖瓜子花生零食的老太太来自10公里外,每天中午她啃馒头，晚上到熟人家里吃口热饭，一直经营到谢幕，然后到熟人家“将就”一晚上。有一天，她甚至“靠着山墙睡了一宿”。

    收入也的确没让这些小商贩失望。一个卖铁器的，平时在20多公里外的县城摆摊，每天的营业额不超过300元。但在东清秀村摆摊的这几天，几乎每天的营业额都比以前翻一番，而成本增加无几。本村的一个小卖铺，平时流水也就是四五百元，但戏班子来的第一天，流水就上升到 2000元。

    一个当地人也开始出来卖油炸火腿肠。“平均一天能卖200来根。”她满意地说。

    那种批发只要三四角钱的小火腿肠，抛开成本，每根还有将近5角钱的赚头。这意味着，小摊一天能赚到100多元钱。对于这个人均年收入只有1200多元的村子来说，1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唱戏，像是一块磁石，把周围的各色人等都吸引过来了。村里一些家庭，陆续有亲戚赶过来。这个在封闭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即使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很多年后，仍是农村维系和扩大社会交往的重要时机之一。另一个重要时机，则是春节后的窜亲戚。这些时候，主人备好酒菜，亲友聚在一起喝上几杯，热闹几天，其乐融融。

    “这是村里的盛会。”大学生村官贺广秀评价道。她在东清秀村工作一年，还从没见过“如此盛大的场面”。

    转战

    对戏班子的人来说，最忙的当属赶台口前后那几个小时，因为有数千件的行头需要整理。其他时间则比较轻松，从晚上谢幕到第二天下午，都是休息时间。部分人早起会吊嗓子练功，上午则是许多人的娱乐时段，他们总会找出各种乐子，调剂一下生活。

    玩得最多的是流行全国的“斗地主”，三个人一伙，很容易凑起来。有时会带点彩头，不过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工资都不是太高，赢了输了心里都会不好受。

    两岁的小男孩伟伟总会在上午出现在舞台上。他一出现，总会有人逗他玩。这个小男孩已经能熟练地翻跟斗了，还会咿呀咿呀地喊上几嗓子。旁边看热闹的，不时鼓励他再来几个。

    “这个小萝卜头将来也是块唱戏的料。”赵联秋经常开玩笑说。

    大部分时间里，赵联秋是开心的，他想尽量给集体生活带来一点笑声。一般吃饭的时候，他和大伙一样，找个阴凉处蹲着吃。一会儿，他就冒出一个笑话，说到得意处，还站起来模仿一些动作，逗得大家哈哈笑。

    然而在大家看不见的时间，他却愁眉不展。按照计划，戏班子这趟“远征”能小赚一笔。但在东清秀村演出两天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原定的下一个台口，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取消演出。而再下一个台口，是在一周以后了。

    这一下，赵联秋陷入了两难境地：回去再来，显然要赔本；留在此地，住的地儿都没有。

    班子里逐渐传开了这个事，大家情绪都不乐观。没有台口，他们最担心自己的工资能不能兑现。

    在一天晚上演出前，赵联秋给大家开了一个鼓气会。“我就是好将军，我们不能打败仗。不管有没有台口，我给大家照常发工资。”他严肃地说。

    和大多数草台班子不一样，赵联秋的班子实行的是月薪制。一年赶场八个月，无论有活儿没活儿，戏班子的人总要拿到数额不等的工资。而别的班子，大都采用计件制，每唱一场，拿一场的钱。赵联秋不想这样，因为“人心不稳定”、“人员流动大”，对戏班子的声誉有影响。这位武生出身的班主，想打造一支“叫得响”的专业队伍，和吃财政饭的长治市一些知名剧团一决高下，成为一个品牌。

    戏班子的投入也不小。前前后后，这个班子的几个股东，已经投入了十多万元。而目前，部分行头也得马上换了。现在的这一套行头，是以6万元买的二手货，有些已经不能再凑合了。

    好在天不绝人路。几通电话后，他找到了当地一个写台口的人（俗称“揽头”，即给戏班子找活的人，劳务费通常为戏班子总酬劳的20％），搭了好几百元的饭钱，终于写了一个台口，尽管7场戏只有9000元。

    赵联秋黝黑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东清秀村的最后一场演出即将开始，赵联秋和申晓云找到村主任刘斌，想要结清账。

    “今天晚上你们一定要来一段歌舞，昨天晚上唱得太短了。”刘斌说。

    “你们的舞台太小，台步走不开，时间当然短了。我们没有歌舞，要不清唱一段吧。”申晓云说。她不敢得罪这个村主任，因为款子还在他手中。

    最后，申晓云答应班子的人清唱三段。谈判结束。

    类似的刁难随时都有。在下一个台口韩村，赵联秋和他的队伍又面临了刁难。“唱不好扣钱，唱好了没奖。”韩村的村支书说。

    在韩村的第一场，戏班子的《杨七娘》赢来了热烈的掌声，赵联秋才松了一口气。虽然以前也有人这么和他说过，但最终并没有这么做，他担心韩村的村支书和他动真格。

    “唱戏越来越难干了。市场是不小，可市场也在变。要是戏曲再不改进，恐怕以后就不行了。有的村现在就不请戏班子，改请歌舞团了。”赵联秋一支接一支地抽着3元多钱一包的“黄果树”。

    他表示，戏班子的剧本已经严重落伍，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以至于观众越来越少。而写剧本的人，稿费又拿不多，所以也不愿意写。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以后的戏剧要向荒唐戏发展。”赵联秋断言。

    他曾看过一个段子。在戏中，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和一个精通法律的现代律师碰在了一起，二人各自围绕自己的理念展开了种种故事，包袱不断，笑料百出。“这样的戏就对了，观众喜欢看，可是没人写呀。”他说。

    在东清秀村唱完，第二天一早，戏班子的人开始卸幕装车。但是联系好的大巴车迟迟没有出现。在这个距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临时联络又不可能。此地距下一个台口，路程在50公里以上，当晚就要演，时间相当紧。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坐在满载行头的货车上，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汽车在黄土高坡上蜿蜒，欢笑撒了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