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真实之死也许无关网络暴力
乐毅
一部《红楼梦》，有人看到了淫，有人看到了爱情，有人看到了社会没落。韩国影星崔真实之死，似乎也是如此。很多人看到了网络暴力，有人高呼要跟国际接轨，“限制毫无约束的网络自由”。而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却剑指韩国社会，“在韩国社会，带着单身女性，尤其是离婚单身妈妈的头衔，那就属于‘贱民阶层’。”并正面抨击韩国媒体，“几乎没有一家媒体，谈及作为一位离婚的单身妈妈生活在保守的韩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
我比较信服《时代》的说法。崔真实当年因《星梦奇缘》而大红大紫，而后与棒球明星赵成敏结婚，生下一儿一女，但终因家庭暴力而分手。离婚后，“电影及电视制作方都忌讳给她分量重的角色。理由是崔真实是有两个孩子的离婚妈妈。”而她又勇敢地碰触社会忌讳，公开谈论单亲妈妈问题，希望改善社会歧视现状。这更为她带来了麻烦。
崔真实最后的确是因有人在网络上散播恶意流言而死，但没有整个韩国社会对离婚妈妈的歧视，这些流言可能产生如此巨大威力么？流言这朵恶之花，只有在合适的社会心理土壤上，才能蔓延盛开。网络在这其中不过只是一种媒介质罢了。当年阮玲玉之死，尚没有网络这种东西呢，恶意流言不同样快速传播催逼人命！
网络暴力问题在国内总是受到特别的重视，呼吁加强管理的音量很大。而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对网络实行实名制的韩国，更是不断地被作为国际惯例加以引证，但实名制在韩国却饱受争议，更被指“韩国的网络政策令人羞愧”，实际施行效果并不佳。
网络暴力是一个问题，也需要应对。但诚如有法学家所言：网络暴力所涉及的问题，在民法中都可以找到应对，完全不必再引入新法。且网络技术尚在快速变化中，法又怎么立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没有在此问题上立法，显然不是偶然的。韩国毕竟是东方国家，东方的习惯思维就是政府管制万能。可我们要明白，对于社会管理而言，绝不仅仅只有政府管制一途，还有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与个人反省这样的路径可选。
出了问题，先问社会有什么责任，自己又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偷懒地把问题一把推给政府就了事。这种自省精神，大约就是《时代》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崔真实之死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