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回家，别让妈妈的世界泪雨飞
宝贝在家门口丢失
一年前，湖北人彭高峰带着妻儿在深圳光明新区公明镇开了一家电话超市，一家三口虽不富裕，却也其乐融融。2007年3月5日晚上7点多，彭高峰和他4岁的儿子彭文乐吃过晚饭，由于那个时间段前来打电话的人比较多，通常妻子带着乐乐也来帮忙。那天彭高峰正忙里忙外，当时孩子就在他和妻子的眼皮底下玩耍，仅仅几分钟后，人就不见了。
在辖区警务室，彭高峰看到了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原来，是一名身高约1．7米的男子,趁彭高峰夫妇招呼顾客时，一把将乐乐抱走了。
儿子的丢失，对原本幸福的一家无疑是毁灭性的灾难，彭高峰一家从此踏上了漫漫寻子路。后来，通过“宝贝回家”网站，他认识了和他遭遇相同的孙海洋。
“就一眨眼的工夫，孩子就不见了！”说起儿子孙卓丢失的过程，这名七尺男儿声音哽咽了。为了让3岁多的儿子孙卓能有个好前途，2008年10月3日，孙海洋从湖北监利举家前往深圳，并特意把自己的包子铺开在南山区沙河中心幼儿园附近，目的就是为了接送孩子方便。没想到，在包子铺开张后的第6天晚上，厄运突然降临。当晚7时多，孙海洋打理完店里的生意，疲惫不堪地趴在桌上打了个盹，妻子在屋后忙着做饭，儿子在门口玩。突然，他们发现儿子不见了，忙向周围的邻居询问。“不是你家亲戚带走了吗？”一个修皮鞋的说。亲戚？怎么没听说？孙海洋感觉不对，再一问，才知是刚才来了两个拎黑包的人，显得跟孩子很亲热，拿出崭新的玩具给孩子玩，后来孩子就跟他们走了。
孙海洋意识到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赶紧到辖区派出所报了案。“我知道他们肯定没走远，但派出所坚持说24小时以后才能出警，我都急死了，给他们下跪都不管用。”
孙海洋一家连续几天在深圳白石洲的大街小巷发疯般地寻找，差不多要把整个社区翻过来了，却始终不见孙卓的身影。尽管派出所后来花了一周时间帮孙海洋寻子，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时间，最终一无所获。警方不可能在一个案件上无限期地投入人力物力，孙海洋只好自己散发各种寻子广告，并把自己的店面改成寻子店，在招牌上写着硕大的“悬赏20万寻儿子店”。
近来来，拐卖儿童犯罪日益猖獗，尤其是东莞、深圳一带，丢失的多是男孩，有的甚至是明抢。2007年11月12日傍晚，东莞市寮步镇上底村，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停下，两名男子跳下车，把一旁才9个月大的叶锐聪抱上车，在家属的追赶呐喊中逃去。一段时间里，东莞一些市民把家里的男童扮成女孩，避免引起人贩子的注意。在当地寻子家长提供的一份名单中显示，共有1000多名男童在东莞各地被偷。
民间自发的寻子联盟
孙海洋和彭高峰四处奔波，散发寻子广告，虽然至今没有儿子音讯，却由此认识了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伤心父母。同病相怜的他们走到一起，建起了QQ群，分享信息、互相支撑，扩大寻子范围，提高找到孩子的机会。
广西藤县的黄佩云、陕西西安的余辉等人都把自己的店面改成寻子店，用同样的方式找孩子。民间自发的救助方式还包括宝贝回家网站、西安的寻找爱子联合会及广东东莞、河南郑州等地的寻子联盟。彭高峰告诉记者，截至2008年7月12日，他们这个寻子联盟已经扩大到了20个孩子的家长，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攀升。
现在，彭高峰把店交给妻子打理，自己走上了专职寻子路。他每天通过各种途径留意走失儿童的信息，并及时把这些信息在寻子联盟共享。每天，他都会接到很多电话和短信，最多的一天达1000多条，有些是为他提供线索，有的短信是为骗财，也有不少是好心人发来的。
在寻子过程中，彭高峰发现在深圳有数十个与他有类似遭遇的家长。他们总结出了这些案件的共性：深圳、东莞两地几乎所有被偷孩子的家庭都是来自乡村，他们挤住在城乡接合部昏暗、污浊不堪的出租房里，做着各式各样的小买卖；案件一般发生在晚上7时至9时，这段时间，家长忙于接待顾客，没空照看小孩，所以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据东莞寻子联盟统计，2002年~2007年，东莞至少有500个小孩失踪。家长们常常是一瞬间的大意，导致终日的悲痛。
2007年12月10日，一岁多的男孩莫金昌在深圳被一陌生人抱走，家人四处寻找未果，后来加入了寻子联盟。2008年2月27日，北京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发现深圳民政寻亲网上一个孩子的照片与莫金昌很像，就把照片传到了家长群与几个志愿者群，大家一致认定这个孩子就是莫金昌，马上给金昌爸爸打了电话，一家人终于团圆。原来小金昌在深圳被拐到河南后，人贩子在找买主的过程中，被好心的市民扭送到公安局，孩子被解救了出来。可是由于人贩子只说孩子是深圳的，并没说清楚孩子的具体来历，河南警方与深圳警方联系后也没有结果，孩子就被送到了福利院。
“就算找不到自己的孩子，能帮其他家长找到孩子，我们也一样高兴！”彭高峰对记者说。
寻子路上，谁来帮助他们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0万儿童失踪。现在的拐卖儿童犯罪，已经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专业化网络。据了解，拐卖一个儿童或婴幼儿可获得几百元至几千元的收入，特别是拐卖男婴所获得的利润更高。我国《刑法》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行做了明确规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许多家长和专业人士认为，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足以适应目前日趋严峻的失踪儿童的形势。此外，对收买者缺乏惩处，以致难以从根源上消除拐卖犯罪。现行法律中，只要拐卖儿童的买主不妨碍司法机关执法，或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就可免于刑事责任。彭高峰告诉记者，他曾在一户人家里看到4个小孩，3个是买来的。在当地，只需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上一个户口。
即使被拐的孩子得救了，寻找家长也常常面临很多现实的难题。彭高峰告诉记者，有一次他获知线索后带着当地公安人员到广西找孩子，在一个村子里解救了两名买来的小孩，可是，当地公安部门苦于找不到孩子的父母，只得又将孩子寄养在买孩子的人家里。“这不是默认了买孩子的合法性了吗？”彭高峰对此很不解，也很无奈。
全国妇联和公安部联合起草的《关于沪、苏、鲁三省市除“六害”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山东高唐县一治保主任一年抓获人贩子150人，但检察机关一审查，这些人贩子或只具备拐的情节，或只有卖的情节，故认为构不成拐卖罪，全都释放了”。
现在，孙海洋等人常常会在恍惚间看到孩子回来了，但转瞬又被抢走了。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样的梦，梦醒之后呼喊着孩子的名字，一家人痛哭失声。“我们要是不来这里，就好了。”多少次，孙海洋这样后悔地说。他宁肯呆在老家那个小山村里，虽然穷却能一家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