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同酬争议的实质是财政养人不养事
端铁饭碗的不干活，干活的端不了铁饭碗；财政养得起不干活的，却养不起干活的。这种较普遍的状况，早就在社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倒不是公众都赞成这样做，而是绝大多数受聘的农民工对于这种虽极不公平、但多少能给份薪水的工作忍气吞声，否则只能像徐斌那样付出失去工作的昂贵代价。
徐斌居然天真地想同工同酬。可以预见，即便他诉诸于法庭，最终赢得了官司，最大的收获仅仅可能是因“未签劳动合同”而得到的一点劳资补偿。对于同工不同酬的普遍解释是：经费紧张。如果经费真正紧张，那么大家一起承担，而事实上受侵害往往是干活者的利益，不干活者的待遇依旧高枕无忧。
虽然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宣扬工作岗位不分高低，但环卫工的工作环境还是与脏累密不可分。大量农村劳动富余人员涌向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大量低廉的劳动力，使得不少城市得以用更低的成本，提高城市环境卫生质量。而与农民工大量进入环卫岗位对应的是，这类岗位在城市就业者眼中，其地位与日俱下，真正站到马路上打扫卫生的城市就业者越发稀少。
但绝大多数城市又把环卫当成一个可以安排本地人员就业的岗位。更何况，一些地方的政绩考评中还把就业率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如此一来，绝大多数城市自然会想到保留住环卫部门的工作岗位，尽可能安排本地人就业，哪怕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招收大量真正肯吃苦的农民工。徐斌同工不同酬的背后，不仅仅是普通的劳资纠纷，真正的问题是财政经费供养的重复、低效。
为彻底扭转事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深圳市前不久出台了《深圳市市属事业单位财政经费供给方式改革方案》，意在改变过去按在编人员安排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的管理方式，实行“以事定费”，即事业单位提供多少公共服务，就给多少经费。舆论称赞深圳从养人不养事迈向了养事不养人。“深圳经验”或可成为徐斌等人改变遭遇的契机，即不仅仅要尊重劳动法，更应在财政经费供养机制上动真格，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不劳者让位，让能者多劳多得，从而实现财政经费的最大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