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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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365斤苞谷的代课老师

教师资格证仍是“民转公”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本报记者 雷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0-20    [打印] [关闭]

   

 油落小学的孩子们在简陋的操场上玩耍。

赵筑荣摄

李兹喜每天花两个小时背回50斤水。

赵筑荣摄

    几块石头垒起来的灶上,熏得乌黑的铝锅已经“扑扑”作响了,李兹喜还没洗菜。他舀了小半盆水,蹲下来把菜放进盆里,隔壁教室里,汉语都说不太好的布依族孩子们已经开始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一个赛一个地大声朗读起各自的课文。

    他站起身来擦擦手,回身到里屋拿了课本,空着肚子踏入了教室。

    坐在教室最里边的儿子李准看见父亲准备上课,顿时显得垂头丧气。他也饿着肚子。

    贵州省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班仁乡金祥村是全县最贫穷最边远的村子。这里2006年才通了公路通上电,村民们以种苞谷和油桐为生。

    在金祥村油落小学,13年来,李兹喜只身承担了校长、教师和勤杂工等多种角色。

    由于他的坚守,金祥村100多名适龄儿童无一辍学。

    而在前11年中,李兹喜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每年365斤苞谷。按照当地市价,这份“年薪”不到300元。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好”

    从罗甸县城到金祥村,有两种走法:一是坐车,在山路上颠簸3个半小时;二是走水路,乘1个多小时快艇顺蒙江河到油落山脚下,再爬两个小时山。

    油落小学不过是一栋紧挨着山坡立在半山腰的低矮土房。3间屋子,1间是村委会,中间是教室,最小的一间,被李兹喜用来当了厨房和卧室。

    教室里12套课桌椅已经破旧不堪,窗玻璃早就没了,土坯地面坑坑洼洼的。“黑板”是在墙面上用黑漆刷出的一块长方形,有三分之一已经随着墙面的老化而剥落。

    门前一块约10米宽的三角形地块显然是被细细平整过。断了一根支柱的木制篮球架倒在这个晴天扬灰、雨天滚泥的操场一角。

    只有高悬在屋顶上的国旗崭新鲜艳,猎猎作响。

    站在这个操场上,前后左右,除了山,还是山。一条羊肠小道绕过操场一侧伸向山脚。往上走,是李兹喜每周末回家的路,往下走,是通往他每天去打水的芭蕉弯。

    早上9点多,学生们沿着山路三三两两地来了。由于居住地分散,最远的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

    20个学生,11个一年级,9个二年级,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节课50分钟,都被李兹喜分成两半。头半节,教一年级新课,二年级的在一旁做练习;后半节又反过来。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李兹喜说。

    以前,油落小学有4个年级,他常常忙得顾此失彼。给四年级讲课时,三年级的孩子盯着黑板发愣;上二年级的课时,一年级的学生读书声越来越大。有时候下课了,他才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已经站在拼音图前不停地念了1个小时。

    2006年后,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学英语,这超出了李兹喜的能力范围,孩子们只好转学到班仁乡中心校去。

    一下子撤了两个年级,李兹喜对此很怅然:“要是我当初把英语学好就好了。”但他同时又欣慰:“我教四年级有时候都有些吃力,一些生词我也解释不通。他们转到中心校肯定比在油落好。”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太好。”这位憨厚寡言的教师总结道。

    这天,二年级正在学一首小诗,李兹喜刚抄了三行,黑板就满了。他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问:“同学们抄好没有?我要擦掉了。”

    在课堂上,李兹喜坚持讲普通话,虽然他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平翘舌和前后鼻音。

    最让他头疼的是音乐课和美术课。李兹喜不太会唱歌,翻来覆去也不过是“太阳当空照”等几首,可孩子们唱一次开心一次。他也不会画画。当地条件有限,孩子们只能用铅笔画一些平面图形。

    自从去年雨季,操场上的木头篮球架被水泡坏后,孩子们就只剩下一个破足球可以踢踢了。最受欢迎的还是活动课。20个孩子围成两个圈玩儿追逃游戏,又紧张又兴奋,尖叫着追逐,笑倒在地上。

    这时,站在一旁的李兹喜,脸上有平静的、满足的笑容。

    “年薪”365斤苞谷

    下午4点30分,把孩子们送走,李兹喜开始做晚饭。儿子李准不知道跑到哪儿玩儿去了。

    李兹喜并不是金祥村人,他家在离村20多公里外的班仁乡。

    1995年,20岁的李兹喜初中刚毕业,在班仁乡算是学历较高的人了。乡教育辅导站站长找上门来,问他愿不愿意去教小娃娃。

    其时,油落小学已经空了两年,他的前任因为吃不了这儿的苦,“自己找出路”去了。李兹喜想,自己喜欢当老师,也得“找点儿活路”,便背起行李走进了油落山。

    当时双方商量着先教两个学期试试看,可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在油落山扎下根来。

    最初的教室是在一名村干部家的茅草房里,四处漏雨,三四个孩子挤坐在村民自己钉的板凳上上课。没有教材,更没有教具。李兹喜找来各种形状的石块,教孩子们认“长方形”、“正方形”,再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在用着。

    每个学生每学期交30元书杂费,李兹喜得到的报酬,是这些钱购买课本后的剩余,再加一年365斤苞谷籽,由学生家长平摊。

    由于没有稻田,苞谷是当地人的主食。一般把苞谷粒碾成苞谷面后煮着吃,大米要等到集日才能在乡里买,一般人家是没有的。

    “我当时想,只要不饿饭就行。”李兹喜说。

    可是,因为村民实在穷困,大多交不起学费,有的就连每学期几斤苞谷籽都交不出来,李兹喜几乎从来没有按时足额拿到过“工资”。

    单身时尚且常常有“过不去的时候”,何况一年后,李兹喜和村里的姑娘陆小招结了婚,养家糊口的任务就更重了。

    婚后,陆小招搬到班仁乡,独自耕种李兹喜家里的两亩多地,而李兹喜则留在村里,吃住靠上了岳父岳母。每个周末,李兹喜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与妻子相聚。

    上不能侍奉父母,下不能荫妻教子,李兹喜总觉得愧疚。每到寒暑假,他总是拼了命地帮妻子多干一些农活儿。即便这样,家里也时时困窘。

    有一年陆小招生病,送进医院后,李兹喜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是父亲帮他付的2000元医药费。

    李兹喜心酸地回忆,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自己只能拿着编织口袋到处去借。半夜里,5岁的儿子李准常常饿醒,哭着说“爹,我要吃饭”。

    “我只好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让他含着,拍着他的背,让他慢慢地睡去。”

    实在没有办法,李兹喜下了很久的决心,嗫嚅着开口向学生们“讨工资”。

    那天下课后,李兹喜拿着装粮的口袋走回教室。“我对娃娃们说,老师今天开始就没苞谷吃了,按照惯例,要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才收‘学费’,但是,因为上学期有10多个同学没有交,所以老师的粮食不够吃了。你们回家问问大人,谁家有余粮,先交点来让老师吃吧。”一口气说完这段话,李兹喜“觉得自己的脸很热。”

    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李兹喜向学生们讨要自己的“工资”。

    2005年秋季开学时,学生的书费迟迟收不上来。眼看无法按时开学,学生和家长干着急,李兹喜也一连几个晚上辗转难眠。

    捱到8月19日晚上,无法入睡的他打着手电筒,独自步行20多公里山路回家,敲开门后,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把家里那头年猪杀了卖吧!”

    “我当时就不同意,我说你杀猪卖,两个小娃娃要不要过年?他说不杀猪我没有书费,当时他就流了眼泪。”陆小招回忆。

    争执到最后,陆小招还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李兹喜把年猪换回500元钱,带着崭新的课本回到金祥村。

    “我走了,娃娃们肯定没书读了”

    “金祥油落两座山,吃水要到芭蕉弯。春来不听田鸡叫,秋天不闻斗应山……爬了一梁又一梁,哭声喊断爹和娘。”在金祥村,最苦的事,是缺水。

    世居在此的布依人要么喝“望天水”,要么靠人扛马驮从芭蕉弯运水回来。李兹喜没有马,13年来,他几乎每天都以双肩背回50斤水。

    每天清晨,当太阳随着鸡鸣犬吠爬上油落山的时候,李兹喜便将装水的白色胶桶放进背篼,出发了。

    下山半个小时,上山得1个小时。背着50斤水,李兹喜依然可以轻快地避开路中间的牛粪和石块。胶桶的盖子早弄丢了,他得小心不让水溢出来。这些水,学生们要喝,他和儿子李准还要煮饭洗脸。

    他不是没有想过离开。

    2003年,在广东打工的弟弟来了好几封信,说打工每月收入1500元,问他这样辛苦“到底图哪样”,劝他不要傻乎乎地再当这种“倒贴本”的老师了。

    想了几天,李兹喜背着包向学生们道别,转身走上了回家的路。

    教室里顿时乱成一团。村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到坡上干活儿去了,只有三组组长陆友立还在家。他的女儿跑回家,哭着说李老师走了。

    陆友立一听慌了,赶紧组织学生们去追,李兹喜已经走到梁上去了,学生们在后面边哭边喊边追,大家抱头哭成一团。

    忆及当时情景,陆友立这个农家汉子几度硬咽难言:“他说,我在这里过不下去了。我说,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我们苦在一起,只要你不走。你苦闷就找我说,没有菜了就到我家菜园子里摘,没有饭吃了就到我家来吃,你走了娃娃们怎么办?”

    哭罢,李兹喜和孩子们回到了学校,再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

    “我要是走了,自己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娃娃们肯定没书读了。”他说。

    代课教师难转“公办”

    尽管“一只脚踏在田里,一只脚踏在教室里”,一眼看去,李兹喜还是与其他的农民不同。他语速平缓,几乎从不高声谈笑,衣着虽旧,却总是干干净净。

    这个平时十分沉默内向的老师在孩子们眼里有独特的魅力。村小组长陆友立说,李老师脾气好,对学生好,“框得住学生”。

    李兹喜一直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当他听说教育部要逐步取消清退“代课教师”时,他没把这件事和自己联系起来。

    “我以为我是‘黑户’,连‘代课教师’都算不上。”

    从2005年开始,陆续有媒体开始报道李兹喜一人撑起一所学校的感人事迹。“苞谷老师”的故事开始流传。

    2005年,李兹喜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优秀青年志愿者;2006年被评为“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今年5月,他到北京接受了第十二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青年标兵”称号。

    8月,他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与荣誉一同到来的是外界的资助。2006年年底,通村公路全线贯通,从2007年9月起,罗甸县财政每月向李兹喜发放600元生活补助。

    10月16日,由香港慈恩基金会捐资修建的油落小学新教学楼举行了竣工典礼。再过几个星期,李兹喜和他的孩子们就要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教室。但他的身份,仍然只能是个代课教师。

    由于学历太低,李兹喜很难考取教师资格证,而这是如今转为公办教师的一道不可不跨越的门槛。而且,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几乎不可能给仅有20名学生的村小学一个公办教师编制。

    但李兹喜很平静:“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只知道好好教书,并没有期望自己的做法能为将来的生活改善什么。”

    “我当初选择代课是生活逼迫,今天我决定办学,凭的是良心和责任,每天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左一声右一声地叫‘老师’时,我不在意人家讲什么。无论如何,山里的孩子们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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