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365斤苞谷的代课老师
油落小学的孩子们在简陋的操场上玩耍。
赵筑荣摄
李兹喜每天花两个小时背回50斤水。
赵筑荣摄
几块石头垒起来的灶上，熏得乌黑的铝锅已经“扑扑”作响了，李兹喜还没洗菜。他舀了小半盆水，蹲下来把菜放进盆里，隔壁教室里，汉语都说不太好的布依族孩子们已经开始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一个赛一个地大声朗读起各自的课文。
他站起身来擦擦手，回身到里屋拿了课本，空着肚子踏入了教室。
坐在教室最里边的儿子李准看见父亲准备上课，顿时显得垂头丧气。他也饿着肚子。
贵州省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班仁乡金祥村是全县最贫穷最边远的村子。这里2006年才通了公路通上电，村民们以种苞谷和油桐为生。
在金祥村油落小学，13年来，李兹喜只身承担了校长、教师和勤杂工等多种角色。
由于他的坚守，金祥村100多名适龄儿童无一辍学。
而在前11年中，李兹喜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每年365斤苞谷。按照当地市价，这份“年薪”不到300元。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好”
从罗甸县城到金祥村，有两种走法：一是坐车，在山路上颠簸3个半小时；二是走水路，乘1个多小时快艇顺蒙江河到油落山脚下，再爬两个小时山。
油落小学不过是一栋紧挨着山坡立在半山腰的低矮土房。3间屋子，1间是村委会，中间是教室，最小的一间，被李兹喜用来当了厨房和卧室。
教室里12套课桌椅已经破旧不堪，窗玻璃早就没了，土坯地面坑坑洼洼的。“黑板”是在墙面上用黑漆刷出的一块长方形，有三分之一已经随着墙面的老化而剥落。
门前一块约10米宽的三角形地块显然是被细细平整过。断了一根支柱的木制篮球架倒在这个晴天扬灰、雨天滚泥的操场一角。
只有高悬在屋顶上的国旗崭新鲜艳，猎猎作响。
站在这个操场上，前后左右，除了山，还是山。一条羊肠小道绕过操场一侧伸向山脚。往上走，是李兹喜每周末回家的路，往下走，是通往他每天去打水的芭蕉弯。
早上9点多，学生们沿着山路三三两两地来了。由于居住地分散，最远的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
20个学生，11个一年级，9个二年级，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节课50分钟，都被李兹喜分成两半。头半节，教一年级新课，二年级的在一旁做练习；后半节又反过来。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李兹喜说。
以前，油落小学有4个年级，他常常忙得顾此失彼。给四年级讲课时，三年级的孩子盯着黑板发愣；上二年级的课时，一年级的学生读书声越来越大。有时候下课了，他才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已经站在拼音图前不停地念了1个小时。
2006年后，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学英语，这超出了李兹喜的能力范围，孩子们只好转学到班仁乡中心校去。
一下子撤了两个年级，李兹喜对此很怅然：“要是我当初把英语学好就好了。”但他同时又欣慰：“我教四年级有时候都有些吃力，一些生词我也解释不通。他们转到中心校肯定比在油落好。”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太好。”这位憨厚寡言的教师总结道。
这天，二年级正在学一首小诗，李兹喜刚抄了三行，黑板就满了。他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问：“同学们抄好没有？我要擦掉了。”
在课堂上，李兹喜坚持讲普通话，虽然他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平翘舌和前后鼻音。
最让他头疼的是音乐课和美术课。李兹喜不太会唱歌，翻来覆去也不过是“太阳当空照”等几首，可孩子们唱一次开心一次。他也不会画画。当地条件有限，孩子们只能用铅笔画一些平面图形。
自从去年雨季，操场上的木头篮球架被水泡坏后，孩子们就只剩下一个破足球可以踢踢了。最受欢迎的还是活动课。20个孩子围成两个圈玩儿追逃游戏，又紧张又兴奋，尖叫着追逐，笑倒在地上。
这时，站在一旁的李兹喜，脸上有平静的、满足的笑容。
“年薪”365斤苞谷
下午4点30分，把孩子们送走，李兹喜开始做晚饭。儿子李准不知道跑到哪儿玩儿去了。
李兹喜并不是金祥村人，他家在离村20多公里外的班仁乡。
1995年，20岁的李兹喜初中刚毕业，在班仁乡算是学历较高的人了。乡教育辅导站站长找上门来，问他愿不愿意去教小娃娃。
其时，油落小学已经空了两年，他的前任因为吃不了这儿的苦，“自己找出路”去了。李兹喜想，自己喜欢当老师，也得“找点儿活路”，便背起行李走进了油落山。
当时双方商量着先教两个学期试试看，可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在油落山扎下根来。
最初的教室是在一名村干部家的茅草房里，四处漏雨，三四个孩子挤坐在村民自己钉的板凳上上课。没有教材，更没有教具。李兹喜找来各种形状的石块，教孩子们认“长方形”、“正方形”，再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在用着。
每个学生每学期交30元书杂费，李兹喜得到的报酬，是这些钱购买课本后的剩余，再加一年365斤苞谷籽，由学生家长平摊。
由于没有稻田，苞谷是当地人的主食。一般把苞谷粒碾成苞谷面后煮着吃，大米要等到集日才能在乡里买，一般人家是没有的。
“我当时想，只要不饿饭就行。”李兹喜说。
可是，因为村民实在穷困，大多交不起学费，有的就连每学期几斤苞谷籽都交不出来，李兹喜几乎从来没有按时足额拿到过“工资”。
单身时尚且常常有“过不去的时候”，何况一年后，李兹喜和村里的姑娘陆小招结了婚，养家糊口的任务就更重了。
婚后，陆小招搬到班仁乡，独自耕种李兹喜家里的两亩多地，而李兹喜则留在村里，吃住靠上了岳父岳母。每个周末，李兹喜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与妻子相聚。
上不能侍奉父母，下不能荫妻教子，李兹喜总觉得愧疚。每到寒暑假，他总是拼了命地帮妻子多干一些农活儿。即便这样，家里也时时困窘。
有一年陆小招生病，送进医院后，李兹喜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是父亲帮他付的2000元医药费。
李兹喜心酸地回忆，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自己只能拿着编织口袋到处去借。半夜里，5岁的儿子李准常常饿醒，哭着说“爹，我要吃饭”。
“我只好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让他含着，拍着他的背，让他慢慢地睡去。”
实在没有办法，李兹喜下了很久的决心，嗫嚅着开口向学生们“讨工资”。
那天下课后，李兹喜拿着装粮的口袋走回教室。“我对娃娃们说，老师今天开始就没苞谷吃了，按照惯例，要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才收‘学费’，但是，因为上学期有10多个同学没有交，所以老师的粮食不够吃了。你们回家问问大人，谁家有余粮，先交点来让老师吃吧。”一口气说完这段话，李兹喜“觉得自己的脸很热。”
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李兹喜向学生们讨要自己的“工资”。
2005年秋季开学时，学生的书费迟迟收不上来。眼看无法按时开学，学生和家长干着急，李兹喜也一连几个晚上辗转难眠。
捱到8月19日晚上，无法入睡的他打着手电筒，独自步行20多公里山路回家，敲开门后，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把家里那头年猪杀了卖吧！”
“我当时就不同意，我说你杀猪卖，两个小娃娃要不要过年？他说不杀猪我没有书费，当时他就流了眼泪。”陆小招回忆。
争执到最后，陆小招还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李兹喜把年猪换回500元钱，带着崭新的课本回到金祥村。
“我走了，娃娃们肯定没书读了”
“金祥油落两座山，吃水要到芭蕉弯。春来不听田鸡叫，秋天不闻斗应山……爬了一梁又一梁，哭声喊断爹和娘。”在金祥村，最苦的事，是缺水。
世居在此的布依人要么喝“望天水”，要么靠人扛马驮从芭蕉弯运水回来。李兹喜没有马，13年来，他几乎每天都以双肩背回50斤水。
每天清晨，当太阳随着鸡鸣犬吠爬上油落山的时候，李兹喜便将装水的白色胶桶放进背篼，出发了。
下山半个小时，上山得1个小时。背着50斤水，李兹喜依然可以轻快地避开路中间的牛粪和石块。胶桶的盖子早弄丢了，他得小心不让水溢出来。这些水，学生们要喝，他和儿子李准还要煮饭洗脸。
他不是没有想过离开。
2003年，在广东打工的弟弟来了好几封信，说打工每月收入1500元，问他这样辛苦“到底图哪样”，劝他不要傻乎乎地再当这种“倒贴本”的老师了。
想了几天，李兹喜背着包向学生们道别，转身走上了回家的路。
教室里顿时乱成一团。村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到坡上干活儿去了，只有三组组长陆友立还在家。他的女儿跑回家，哭着说李老师走了。
陆友立一听慌了，赶紧组织学生们去追，李兹喜已经走到梁上去了，学生们在后面边哭边喊边追，大家抱头哭成一团。
忆及当时情景，陆友立这个农家汉子几度硬咽难言：“他说，我在这里过不下去了。我说，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我们苦在一起，只要你不走。你苦闷就找我说，没有菜了就到我家菜园子里摘，没有饭吃了就到我家来吃，你走了娃娃们怎么办？”
哭罢，李兹喜和孩子们回到了学校，再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
“我要是走了，自己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娃娃们肯定没书读了。”他说。
代课教师难转“公办”
尽管“一只脚踏在田里，一只脚踏在教室里”，一眼看去，李兹喜还是与其他的农民不同。他语速平缓，几乎从不高声谈笑，衣着虽旧，却总是干干净净。
这个平时十分沉默内向的老师在孩子们眼里有独特的魅力。村小组长陆友立说，李老师脾气好，对学生好，“框得住学生”。
李兹喜一直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当他听说教育部要逐步取消清退“代课教师”时，他没把这件事和自己联系起来。
“我以为我是‘黑户’，连‘代课教师’都算不上。”
从2005年开始，陆续有媒体开始报道李兹喜一人撑起一所学校的感人事迹。“苞谷老师”的故事开始流传。
2005年，李兹喜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优秀青年志愿者；2006年被评为“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今年5月，他到北京接受了第十二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青年标兵”称号。
8月，他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与荣誉一同到来的是外界的资助。2006年年底，通村公路全线贯通，从2007年9月起,罗甸县财政每月向李兹喜发放600元生活补助。
10月16日，由香港慈恩基金会捐资修建的油落小学新教学楼举行了竣工典礼。再过几个星期，李兹喜和他的孩子们就要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教室。但他的身份，仍然只能是个代课教师。
由于学历太低，李兹喜很难考取教师资格证，而这是如今转为公办教师的一道不可不跨越的门槛。而且，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几乎不可能给仅有20名学生的村小学一个公办教师编制。
但李兹喜很平静：“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只知道好好教书，并没有期望自己的做法能为将来的生活改善什么。”
“我当初选择代课是生活逼迫，今天我决定办学，凭的是良心和责任，每天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左一声右一声地叫‘老师’时，我不在意人家讲什么。无论如何，山里的孩子们需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