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级"找到了什么
“七八级”，对于我和我们无疑是一个专有名词。我可能代表不了七八级大学生，但我们身上具备七八级大学生的代表性。而我所谓的“七八级”，当然更是一个限制词——仅指南开大学哲学系七八级。
找到了自己的特质
现在的大学生，上大学多是为了就业，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好学生。但想当年我们可不是。
1977年恢复高考，至少很多人是没有一下子认识到上大学的重要性的。记得当时的我，在一个运输公司的车队当文书兼保修工，也想上大学，也考上了大学，但要被录取的是新疆大学的走读生，我居然连想都没想就回绝了，这不只是因为当时在县城的我到乌鲁木齐可能找不到住的地方，更主要是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上不上大学会有什么重大区别。
所以我揣测，1977年考上大学的，多数应该是懵懵懂懂的。但半年之后，更多的人想必是回过味来了，所有有愿望更有能力的人，都挤到1978年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30年前，我作为南开大学哲学系七八级之一员，在那支以“50中”为骨干加“老老少少”的队伍里，我看到的是足够的拼劲和韧劲，30年后哲学系七八级的大聚会，让我看到的依然还是那股拼劲和韧劲。
找到了对成功的理解
有道是“三十而立”，何况是当上大学生后的30年，能不立起一些东西吗！我作为七八级的一员，找到的是一种成功的感觉。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这话说得有些勉强、有些自欺欺人、有些以偏概全。但是，大家用“哲学家脑袋”去仔细想想，还有什么词能够更加准确地概括我们这30年的生活呢？
成功的感觉是需要有“历史眼光”的，是需要有正确的比较的，也是需要有归属感的。
七八级的成功在哪里呢？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单位的骨干和中坚；另一方面，我们在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这就够了，这就是成功。也许有些同学会“自愧弗如”，可能还有人壮志未酬……但是，回首30年走过的路，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没有“落下”，没有“趴下”，于公于私都完成了自己的“表演”。只要我们没有掉队，就是成功。
找到了一种坦然
我以为，30年来，我们最大的成功在于大家都很坦然。这也是我们找到的最宝贵的东西。那么，坦然来自哪里，来自不懈的努力和哲学的头脑。
这些年，社会上流行不少“哲理”，有代表性的一条叫“选择比成功更重要”。这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对七八级来说却是似是而非。如果当年我们许多人选择去深圳而不是回家乡，选择去经商而不是去教书，选择留洋而不是“留中”，即使这30年我们一样地努力，也肯定会比今日成功许多。但能这样“如果”吗？回想当年，我们哪个同学不想选择？哪个同学又是做了错误的选择？都没有。历史证明，每一个同学都是要么别无选择，要么作了选择。
所以，对我们来说，从一开始直到今天，重要的不是选择，只是努力。对选择，不管是别无选择还是艰难选择，我们没有后悔；对努力，我们更是无悔，因为这是大家的立身之本。这也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与“80后”、“90后”的重大区别了。比之我们，当代大学生，确实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了，是治学或是从政、经商，是“留中”或是留洋，是自己创业还是替人打工乃至当CEO，真还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他们有环境的优势，有家庭后盾的优势，有年龄的优势。而当时的我们，多数人没有这些优势。
当然，七八级同学也是“僵化体制”的受害者，因为我们最有作为的30年，有一半时间的努力在“计划经济”中度过，这样，很多人就被“僵化体制”彻底“套牢”了，许多人还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苦苦挣扎。即使有个别在商界混出人样的成功同学，但凡是在国企的，实际上也还是卡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那些做学问的，为人师的，不管是硕导还是博导，“正高”还是“副高”，教授还是研究员，实际上不也是卡在了由计划经济之上的“民主”向市场经济之上的“民主”的漫长的过渡阶段上了吗？
因而，今天我们看成功，无论是同学中的成功者还是社会上的成功者，我们都很坦然，成功更多的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不是因为什么正确或错误的选择，正如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机会，而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实际是生活在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官本位和“钱本位”无疑还是常人衡量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在这次我们七八级大聚会时，大家显然在“回避”“职务、职称”的介绍，其实也是对“官钱标准”的一种“反击”。但是，我还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七八级同学对官和钱看得就是比较淡。虽说也不是彼此之间就像不问女士的年龄一样避讳问及对方的职务职称和收入家产，但是大家的着眼点确实不在个人的名利金钱上。比如，同学们互通最近“在哪高就”后，话题竟自然而然就转入了美国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