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紧张牵动医学教育变革
医患关系变了，医学模式变了，医学教育不能不变
“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正在给医学教育带来困难。”
10月19日，在天津医科大学举办的第11届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医学教育研讨会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中心副主任马兆明的话引来与会来宾的一片赞同。
研讨会聚集了56位大学校长在内的近200名医学教育专家。会上，医患关系引起的教改反思不绝于耳。
马兆明指出，医患双方的互不信任，使得患者拒绝担任为教学服务的角色，各医院也要最大限度减少医患纠纷，致使实习学生失去了直接接触患者的机会，成为临床医学教育的新难点。
在教学医院中，重医疗轻教学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国家投入严重不足，医院为了自身发展，引入经济责任制，医疗与医生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这使部分临床指导教师的工作重心转向医疗。高校附属医院的教学意识也十分淡薄。
这些因素导致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全国高等临床医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谢宗豹说，上海三所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的合格率正在下降，2005年为86.27％， 2006年则是78.28％。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会长王德炳指出，医学已不是单一的生物医学，而是人文、社科、生物医学的综合学科。天津医科大学校长郝希山院士也认为，现代医学正处在一个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时期，医生要更多关注人的社会因素，除了不断更新专业知识，还要涉猎人文社科知识。医学教育的目标和方式如何适应新的医学模式，是一个值得不断追问的问题。
郝希山说，传统的医学教育方式是为生物医学模式服务的，这一模式从根本上漠视病人作为人的尊严，仅仅把病人视为有病生物体，背离了医学的人文本质。这一模式之下，医学教育只重视医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医学生应具有的奉献和仁爱精神的养成，最终影响了医患关系的和谐。
很多医疗纠纷不是治疗水平引起，而是沟通能力差引起的
台湾阳明大学教授张心湜认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教育观至今适用——信奉“自然痊愈”的力量，主张医师和病人的关系应基于人道，医师应以友善而平易的态度对待所有病人，医师只是在协助病人走上自然痊愈的道路。
马兆明教授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当前医学生主要是独生子女，他们的自我感觉都非常良好，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缺乏沟通和协调能力。
一些医学院校已经做出应对。天津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侯洁介绍说，该校正在筹备开设一门“医患沟通”选修课，专门加强对学生沟通技能的培训。
“我们发现很多医疗纠纷不是治疗水平引起，而是沟通能力差引起的。”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杨棉华说，该校的“沟通技能”课，采用多种灵活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分析、医生角色扮演、标准化病人角色扮演，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以及医疗实践中的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
据台湾阳明大学外科学科主任陈维熊介绍，台湾的医学院校评价委员会已把“医学人文”列为重要的评价指标。阳明大学医学系开设了“医学人文导论”和“医学人文领域”两门必修课，此外还陆续开出“临床沟通技巧”、“医疗经济学”、“医疗与社会”等课程。经过一年多的实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自省能力增强了，能够更好地处理复杂的医病关系，真正关心病“人”而非只是关心疾病。
更多专家在本届研讨会上重新捡起了“仁心仁术”、“大医精诚”等词汇，为医德教育鼓与呼。郝希山校长强调，与医术相比，医德是第一位的，是医术的统帅和灵魂。
“医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其服务的对象是人，较其他专业而言，加强职业道德尤为重要。”马兆明说。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刘德培院士说，虽然不同医学院校的定位不一样，但通识教育和人文素质培养，是共性。医德高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是所有医学生应有的素质。“协和一些老专家跟我讲，医学生从一般的高中生入学，经过高校期间学习，毕业后专科医师培养，后来成长为名医，有三个阶段——知识本位、能力本位、人格本位。”
“我们很有体会，”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副书记邓绍林说，“医学生能不能成名、成家、成医，真正要改变的是他们对病人的态度，对职业的态度。许多知名专家的成长经验，首要一点是品德要好。”
刘德培院士深有感触地谈道：“我们的老专家们说，协和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
从“无语良师”到“生命意义展室”：教会学生尊重和敬畏每个生命
在历时两天的论坛上，唯一一场得到两次掌声的主题演讲，来自台湾花莲慈济大学。该校模拟医学中心主任曾国藩教授介绍了“以人文为基础的解剖学暨临床教学”。
慈济大学称遗体为“无语良师”，又称“大体老师”，这是对遗体捐赠者的敬称。解剖课上，学生们要将他们视为“人”而非物。曾国藩教授说，“视病如亲”的同情心是良医的必要条件，这需要仰赖医学人文的熏陶与典范的诱导。
接受遗体捐赠后，学生要去拜访家属，了解这位“老师”的生平。“有了解才有尊重”，曾国藩说。
每一堂解剖课，都伴随着简洁而肃穆的仪式。手术台旁有一个屏幕，播放着“大体老师”生前的音容笑貌。音乐声中，实习医生们集体行鞠躬礼，立誓“尽我所能，用心拯救生命”。模拟手术室里，所有的仪器都是全新的，“不是因为我们有钱，而是出于对‘大体老师’的尊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病人”。
解剖课后是入殓仪式，未来的医生们提前去火葬场帮助清洁，接着邀请家属一同将“大体老师”放入棺木送去火化。随后，在学校专门设立的追思堂里，举行一个动情的感恩仪式。
“让学生了解生，也懂得死。”曾国藩解释说，慈济大学期望借由解剖与人文的结合，来强调感恩、尊重、爱的人生哲学，培养兼具关怀、同情心和专业能力的医师。
中山大学副校长黎孟枫认为，这是一种在全世界都很独特的教育方式。
此次研讨会上，天津医科大学的“生命意义展室”，也引起了同行的兴趣。世界医学法学会主席卡米曾在参观后指出：“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在一间陈设简单、素朴无华的展室里，陈列着天津医科大学创始校长朱宪彝的心脏。1984年，这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临终前立下医嘱，将个人存款、房产、图书以及身躯捐给学校。
2002年起，天津医大设立“生命意义展室”，收藏了朱宪彝先生的部分器官，以及工人、农民、干部、教师等各界遗体捐赠者的遗书或志愿书原件。
“新生入学第一课是参观展室，毕业前的最后一课也在这里。”天津医科大学校长郝希山院士说，从“生命意义展室”开始，学校希望未来的医学工作者树立一种生命观，尊重和敬畏每个生命。
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创始校长把心脏留在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的校园，继续教学生一曲“生命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