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整个国家，一座城市的裸奔意义不大
禾刀
联合国人居署22日在伦敦发布《2008／2009年世界城市状况》年度报告指出，通过对衡量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指数以及住房等指标的比较，中国一些城市在世界上不平等程度较低，其中北京在城市平等方面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国际在线10月23日）
这当然是对北京本地发展尤其是和谐要素的一种间接肯定，但“世界最平等城市”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却仍存在这诸多不平等。从教育、社保到户籍管理等许多方面，制度差别不断消磨着非北京人融入这座城市的信心。作为国家最高等公办学府集中地，当地高校每年都会对本地考生恩宠有加。
有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北京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029元。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3786元，约为北京的二分之一；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4140元，为北京的六分之一。无论在地域还是城乡等鸿沟差距问题上，北京都无法真正代表全国居民的生活现状。
相对于地域差别，城乡差别是构成社会权力和发展机遇不对等的重要因素。许多地方也曾想加大户籍改革力度、消除城乡差别，但长期积累下来的“城乡二元化”制度森林，显然不是一两个文件便可以抹得一干二净的。
一些学者认为不宜立马消除“农民”称谓，而应加大对这个特殊阶层的社会关怀力度。因为，即便户籍政策放开，那些脱掉户籍羁绊的“农民”，其收入也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难以缩减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相反，这种激进式改革极可能使过去的显性差距变得更为隐蔽，不利于政策予以优惠、扶持。
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成绩，我们确有必要客观地认识，但不能遮蔽了洞察社会全局的双眼。尤其有必要思考如何打破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政策差别，打破北京城市与乡镇之间的差别，让北京的城市平等经验广为传播，也让更多的优惠政策惠及到更为广大的群体。相比北京“世界最平等城市”的一千多万人口，13亿人口的平等才算够得上份量的大事，才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努力，即使我们失去一座城市那所谓的世界级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