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众盲从政府源于媒体的“划一性”
在过去的40多年里，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卓南生先生的脑海里。日本大众传媒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以及日本的亚洲政策走向，成了他撰写评论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卓南生先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为《星洲日报》、《联合早报》撰写评论多年，并多次为本报撰稿评述日本政治。后虽转入学界，但依然时时捕捉新闻的“第一现场”。
近日，他多年的心血凝结成《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一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卓先生认为，日本媒体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但与此同时，其报道模式、评论态度、新闻价值的判断与取舍、版面的策划与栏目的“划一性”，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比如说，一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开始了报纸宣传运动，其他的报社甚至广播电台都会很快蜂拥而上，进行相似的策划与报道。大众传媒长期“划一性”，在促进日本国民“划一性”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不亚于学校教科书的威力。
对此，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担任首相之前就一语道破：“令人惋惜的是，战后日本的国民仍然容易盲从政府。在战后，国定的教科书已经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影响力巨大的大众传媒。国民仍然是金太郎糖。”
所谓金太郎糖，就是一种日本流行的棒状的糖，无论用刀切哪一段，其截面的图案都是相同的金太郎的脸孔。宫泽喜一的话是比喻没有个性的日本人。
这种“划一性”特征，再加上各大报纸以及电视台狂轰滥炸式（日本称之为“集中豪雨”式）的、倾向于煽情渲染式的激情报道手法，使得日本国内某一时期某种话题和热潮接连不断地出现。比如说，2008年1月底以来，统一口径的日本大众传媒接连十天以头版头条新闻，铺天盖地报道和评论中国产“毒饺子”事件。
这一特征也反映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中。在亚洲报道方面，首先，日本虽然宣称重视亚洲，但战后的国际报道基本上以欧美，特别是美国为中心，亚洲报道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其次，除了越南战争等特殊问题的报道外，战后日本的亚洲报道重点偏重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或者日本企业以及日本人密切相关的问题。
卓南生认为，实际上，过去十多年来，每当亚洲人一提起“过去”的事，就会被日本媒体定性为“僵化”、“杞人忧天”、“纠缠于历史”。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1998年11月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的不寻常报道。当时，日本媒体全面突出了江主席对历史问题的“强硬姿态”，而对实际情况没有给予准确报道。
江主席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针对3名日本学生高喊“反对中国核试爆”的口号，江主席提高声调回应道：“有利于中日友好的事，要竭尽全力去做。不利于中日友好的事，决不要去做。”会场给予不停的掌声。为回报台下的掌声，江泽民也予以鼓掌，而引起更热烈和持续的掌声。
但是，当天晚上几家大报的晚报上，却都刊登了一张相同的“标准照”，并予以如下“标准”的说明：“表情严肃的江泽民拍手要求观众鼓掌。”这给在场不少原本误信日本传媒“客观报道”的听众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课。
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几家大报虽然在头版刊登了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说的头条新闻和照片，却省略掉主办者早稻田大学校长奥岛孝康的重要致辞。
校长在致辞中说：“战争结束已50年，但有关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这是因为我国（指日本）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与殖民支配等战争责任，还没有充分与正确认识‘加害责任’的结果。”
早大校长的这段自我反省的谈话未见诸各报，与此相反，各报都花了不少篇幅渲染3名在会场喊口号、企图干扰演说而被警方拖出会场的学生的消息。
早大校长的谈话一字不提，几名学生的数声抗议却成为重要的花边新闻，日本主流媒体明显的舆论导向，至此显露无遗。
卓南生先生在《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一书中披露了大量类似的案例。比如说，日本媒体对香港回归的报道，对朱镕基访日的报道，对温家宝访日的报道。他用案例形象地说明了日本媒体的“划一性”。如宫泽喜一所言：“当国定教科书停止使用时，我曾期待日本国民不会像过去那样犹如金太郎糖般地千人一面。但是，由于大众传媒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出现了某个坏人巧妙地操纵大众传媒，也许大家又会一齐跟着走。这种危险性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日本的优势，也是日本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