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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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解读

30年深圳引发四场全国大讨论

本报记者 董伟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0-27    [打印] [关闭]
    深圳诞生在争论之中,亦在争论之中成长。它是改革的试验田,因此每个脚步都关乎国运。过去30年,常常是,一个城的迷惑也是这个国家的迷惑。回顾那些关键的争论,或许能够帮助看清来处,找到去往。

    1985年:深圳特区失败了吗

    1984年的春节,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并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无疑是深圳人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据说,一河之隔的香港电视台立即转播这条消息,并且在黄金时间每隔五分钟播放一次。

    然而,转过年来,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了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一棒子将深圳人从得意春风中打下马。陈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其文章被认为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这一枪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序幕。

    陈文鸿的文章言之凿凿地指出:第一,深圳特区没有做到中央规定的三个为主,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设备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东西;第二,特区的繁荣主要是靠赚内地的钱实现的。

    此后,关于深圳的大讨论遍及海内外媒体,《镜报》、《信报》、《成报》、《南华早报》、《华人日报》、《百姓》甚至美国的《美洲华侨日报》都纷纷发表了评论文章。

    陈文鸿的文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响,和他的立论基础及索引事实不无关系。当年的深圳确实存在他笔下所指的问题。人们发现,深圳的一些商品,如家电、尼龙布、服装等,竟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通过奇妙的价格差作用而倒流回来的。

    难怪陈文鸿可以戏谑地写道:“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

    这一番大动静带来的结果是中央拔掉“输血的针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对袁庚说,特区的经济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要果断地拔掉“针头”。中央决定在这一年对深圳进行全面整顿,深圳也开始大规模的调整,把从商贸为主的特区转向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再次就特区发表讲话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1992年:深圳特区姓“资”还是姓“社”

    从有特区那一天起,特区的性质就是争论的焦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特区实际上跟旧中国的租界一般无二,而且还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大毒瘤。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经济风云变幻。“左”再次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一时间大帽子、大棒子满天飞。“这种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具体到特区,这种论调就变成了多一分外资就多了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特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时间深圳压力巨大。

    1992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此事详细记载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里。此文作者、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也一举成名。

    在深圳国贸中心的旋转餐厅上,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确乎如陈锡添的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系统地回答了关于特区性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贯穿特区的议论逐渐平息。

    1994年:深圳特区还要“特”下去吗

    小平南巡讲话扫平了深圳发展的障碍,深圳也在加速发展的轨道上风驰电掣。这是个草长莺飞的年代。只不过这个年代并不长远。1994年3月,经济学者胡鞍钢撰写了一份报告以内参的形式递给高层。这份报告再一次把深圳拉入到一场暴风骤雨中。

    胡鞍钢的报告称,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中国必须对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

    事实上,在胡之前,深圳也曾经自我把脉,认为全国各地的发展已给深圳提出挑战。《深圳商报》还以《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为题讨论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不过,这些讨论毕竟是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而胡鞍钢的报告则被认为戳到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其他各省市的情绪也被点燃起来。

    1995年8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深圳特区报》发表题为《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的文章,“旗帜鲜明地驳斥了某学者的论调”。此后,这家报纸连续发表多篇“檄文”,从标题制作到文章内容,已经顾不上论战的礼数,指责胡鞍钢鼓吹“特区不特”,质问胡“棍子向谁打来”。

    两个多月后,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突然发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胡鞍钢的文章。如此,持续一年半之久的特区该不该“特”的争论戛然而止。

    回头看来,有人评价说,当中国经济改革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向普遍改革推进的时候,当全国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再为市场经济是否适合中国而争论的时候,特区的命运自然为国人所关注。特区的特殊政策显然已经没有存在的国家基础。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

    2002年:深圳会被谁抛弃

    2002年的冬天,一篇网文炙手可热。它的题目是《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是“我为伊狂”。据说,此文在网数天点击超数万。连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也看了两三遍,“很有感触”。

    《抛弃》一文从深圳四大明星企业——中兴通讯、华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迁都”上海的传闻写起,试图回答“深圳被谁抛弃”。这无疑深深的触动了深圳上下的心窝。“无可否认,深圳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的失落或迷惘应当是本能反应。”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

    无可否认,特区使命的结束使深圳面临新的形势。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所言,现在居于舞台中心的是上海而非深圳,上海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个合适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对深圳意味着短期内的残酷。

    问题是,深圳是否非得和上海、北京争宠?它的新的历史使命在哪里?《抛弃》一文引起的争论最后结果是,深圳不再追求成为综合性超级城市,而是自觉定义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城市。于幼军曾这样描述深圳的未来:首先,深圳的优势在于创新;其次,深圳不做华盛顿、纽约;第三,深圳可以做硅谷。

    有人分析说,如果深圳的未来真如此走的话,毫无疑问,它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的试验区——尽管这个实验区不再由国家倾力打造。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前景已然明朗,其次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也成必然。政府已经将“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如何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新时代的命题。如果深圳回答了这个命题,它的功勋将不亚于前一个。

    连批评它的“我为伊狂”也不无高兴地说:在这个悄然来到的春天,深圳人在争论中又播下了一颗前进的种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看到了深圳的希望,看到了深圳的未来。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但更加关注深圳,而且增强了对深圳的信心。他们相信,选择深圳,成就未来,成就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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