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试出来的城市
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试图从地理的视角，来记录这场变革在960万平方公里上所引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在地域上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梯度推进”特色——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圈再到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一路走来，这种变革的激情与热浪，由南到北，从东到西，一步步冲破封闭与保守，一次次攻克贫穷与落后。“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发展”这些理论的践行，为各地的改革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创造与活力，深圳特区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等的诞生，更是赋予这场波澜壮阔的大变革以源源不断的生机。显然这种鲜明的地域推进特色，契合了中国复杂的国情与渐进式改革的现实需求。
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资源状况以及人才储备、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在经济发展中，各地呈现的不平衡现象，正日渐加剧。由此引发的整个社会贫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差异，更是今后中国必须面对并且解决的难题。
今天，我们从地域入手，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城市，精心记录这些在中国改革开放关节点上具有代表性的活色生香的故事，希望能让读者从30年时间纵轴和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横轴上，看明白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又将如何克服前行中的激流险滩，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谈中国改革开放，深圳就是无法绕过的地方。那个昔日的渔村里发生的故事，惊动了太多人，引发了太多的争论，产生了太多的“第一次”，如今已经出落成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之一。
深圳现在仍然在探索，“花园城市”、“全球500佳”、“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园林示范城市”、“保护臭氧层示范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这些头衔，让人很难选出合适的词汇，形容风云变幻的今天身处深圳的感受。
不过，当年在铁皮屋子里办公、躲在蚊帐里看文件的第一任书记、市长梁湘却说出了这个城市最动人的话语：“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30年前，逃港还是生活主题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多群众涌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半小时后，那里便人山人海。此一事变的缘起，竟然是一则谣言。
谣言说，在伊利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当日还要“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此事的结果是，香港当然没有大赦，而香港的海面平添了几百冤魂。“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一位72岁的土著告诉《深圳青年》执行总编陈宏，次日，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事实上，解放后30年里，逃港一直是沿海广东人生活的主题之一。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次，其中已经逃出港的有60157人。对此，陈宏表示怀疑，他更相信这个数字在百万以上。
“蛇口工业区之父”袁庚曾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人员就有400~500人。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正是如此，监视“偷渡”是当地公安当年三项主要任务之一，另外两项是监视“偷听敌台”和“偷窃集体财产”。一些偷渡客对劝阻他们的公安人员说：“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这边来。”
偷渡终于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桶到邓小平面前。据载，邓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今天想来，这两句话很好理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深港两地虽一河之隔，可是生活却天上地下。老百姓之所以愿意冒生命的危险，自然是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性使然。
不过，当年的广东同志却一下子如坠五里雾中。一篇纪实报告文学这样写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谜底最终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揭开。他在深圳田间调查时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134元，而新界罗芳村人均收入1．3万元，差距悬殊到100倍。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本没有罗芳村，那里的人竟然全部是从深圳罗芳村逃过去的。
陈宏在他的《1979~2000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中这样描述吴南生的反映：“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来到深圳视察，他说了另外一句有意味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经济特区”是怎么来的
1992年，56岁的蒋开儒开始创作《春天的故事》。这首日后红遍中国的歌曲艺术化地讲述了深圳的来去。
不过，现实永远复杂于艺术。那位老人在南海边画这个圈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座座金山也不是一人一时一事能聚起的。
较早萌生设立特区的还是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不过，他最初的念头不在深圳，而在他的家乡汕头。
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汕头曾经辉煌一时，其繁荣程度不输香港多少。可是，解放后30年，汕头不进反退，到1979年已经几乎没什么生机。
怎么样才能改变穷困的面貌让百姓富裕起来？吴南生愁肠百转。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主意：“你们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新加坡、台湾、香港都是借此而发展繁荣的。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吴南生想，为什么不可以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他迅速向中央和省委汇报了这个想法，而且无比悲壮地表示：“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实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或许认为，吴南生的说法过于危言耸听了。可是如果联想到两年后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不正确的。”就能够理解，当时设特区的难度和背后巨大的政治风险。
令人没想到的是，此议竟然得省委和中央首肯，且要求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处试点。后来，深圳凭借天时地利大红大紫，风头一举盖过汕头和珠海，以至于后人不知汕头和中国经济特区的关系了。
“经济特区”的名字由来也是颇费周折。原来想叫“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可都不太合适。最后邓小平拍板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有人挑毛病说：“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反而确定了“经济特区”的名字。
按照中央的说法，深圳等经济特区的使命是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注定了经济特区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问题，而是联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特区怎么搞，得有个说法。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谁也不敢来。一个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这话促使吴南生建议制定《特区条例》的想法。
1980年8月26日，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的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上，以鼓励外商投资为重要内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准通过。中国经济特区纪念日也被定于这一天。
场子拉开了，客人会不会来呢？
骑自行车闯进来的港商和外商
客人真的来了，而他们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据《深圳创业史》作者徐明天考证，由港商刘天就投资的竹园宾馆是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刘也是最早到深圳投资的港商之一。他第一次进深圳，乃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过罗湖关来到市政府的。
1979年，深圳市委给香港有关方面打过一个电话，称刚刚研究商定了一个合作“房产补偿贸易法”，即深圳出土地、厂房，外商出设备、资金，赚的钱双方分成。第二天就有一个港商迫不及待地到了深圳。过罗湖桥后，他看到的是一片田园风光，没有大巴，更没有的士，不得不找来一辆自行车，在一片黄泥地中一路颠簸找到深圳市政府的临时办事处。晚上找不到合适旅馆，就在某个办公室拉张长桌子睡下。
这个港商是刘天就——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外商。市政府的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急？他说：“香港几十年前也是一个小渔村。邓小平把深圳划成特区，这是机会。我要来投资。”后来，除了创办深圳第一家合资酒店竹园宾馆，他还是第一个到深圳投资房地产、第一个在布吉办工业村的人。
这样，刘天就首期出资港币1500万元，深圳出地皮和劳动力，合资兴办竹园宾馆。
刘天就投资酒店的初衷非常简单：深圳即将全面开放，然而酒店业却只有侨社旅店和深圳旅店两家，住宿条件非常简陋，房间条件稍好的才配有风扇，条件好的十天半月才换一次床单，稍差的半年才换一次，服务远没有达到能接待外商的水平。
徐天明告诉记者，自行车驮过来的不只刘天就，还有大名鼎鼎的世界五百强百事可乐。1979年1月2日，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就跟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这大大刺激了竞争对手百事可乐。
同年8月28日，在深圳特区设立仅一个月后，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就向深圳市政府抛出了橄榄枝，希望能够到深圳投资设厂。深圳市政府约其来市面谈。
由于当时香港的汽车不得过境，李文富在深圳路段只好用自行车代步。随着经济的发展，像其他大城市一样，深圳早已汽车路满为患。然而，人们早已忘记它的起点乃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了吧。
1981年2月，双方代表签约。按照约定，深圳提供5000多平方米的土地，百事可乐提供设备和5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80％产品外销，港币结算；20％内销，以人民币结算。合作期15年，前5年，企业利润我方55％，百事可乐45％；5年后，我方利润60％，百事可乐40％。骑自行车的李文富兼任深圳市饮乐汽水厂董事会董事。
从那以后，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来到了这片热土上，寻求自己发展的春天。在企业赚钱的同时，也把世界拉近了中国。深圳作为窗口，成为最先受益的地方。
徐天明说，除了外商，深圳发展还得靠“内人”。“内人”又指谁呢？
深圳造福了什么人
人们在总结深圳精神时，把敢闯敢干列为第一位。此言不差。思想的解放带来人能量的释放，一切都因此而改变。
1988年8月8日8时8分，一个百年不遇的时刻。这一天，深圳奠基的大厦、开业的商场、开工的企业多达百家。全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派喜洋洋的景象。这是属于深圳的一刻，也是属于资本的一刻。
这一年春节，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后，对深圳再表肯定。6月，邓小平会见中外宾朋时表示，“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深圳能否建设成为内地第一个“香港”的讨论在学界开展起来，而社会各界祖国各地掀起了下南方、去深圳的热潮。各类企业也雨后春笋般的兴起。
现在炙手可热的企业家中，不少是从深圳起步，进而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比如王石和任正非。如果没有特区的设立，也许万科的王石将在官府当差而了却一生。1983年，这个在广东省外经委工作的年轻人放弃了一种生活，去开创另外一种命运。此后的近30年里，他卖过玉米，倒过外汇，贩卖过录像机，最终靠房地产成为闻名人物。万科，这是时人眼热的名字。
任正非则在1987年创办华为公司，共有员工14人，业务为代理进口香港康力公司的HAX交换机。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的幼苗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2006年，一位深圳市的前领导曾说：假如失去一个华为，深圳将至少5年黯淡无光；如果失去两个华为，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放缓8年。
不过，如果一个城市只是造就了企业和企业家，那么很难称得上是伟大的城市。深圳的伟大则是造福了不同的人群，既有王、任之类的王者，还有无以计数的草草之辈，他们统一的名字叫：打工者。比如谢吴艳。
1991年逃婚到深圳闯荡了一段时间后，谢吴艳遇见一个潮州女孩，发现这个女孩每次回家，哥哥都给她钱，很是让人羡慕。女孩告诉谢吴艳，她哥哥是开的士的，每月挣1万多元。谢吴艳动了心思。她和老乡“黑皮”等花了4万元包租了深圳华兴出租汽车公司唯一一辆的士。这辆的士翻开了攸县的哥发家的第一页，这是1992年的事。
3个月后，看到这是一条生路，谢吴艳就辞掉了工作，东拼西凑1万元，也包租了一辆车。此后，不断有老乡托谢吴艳帮忙办理包租的士，她感觉零散来太费劲，就一次包租了20辆，然后转给大家。到1995年，谢吴艳就能够一次性买断了一家公司49辆的士10年的经营权，然后转给老乡。有老乡认为她转包挣钱，就告到主管部门。结果谢吴艳的做法被认为违规，遭到了处罚。
然而此时攸县的哥已经发展起来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迅速向珠三角和全国扩展。如今攸县3．8万人在外经营的士，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攸县4家驾校每年培训4000多人，火的不得了。也被官方确认为，“湖南十大劳务品牌”之一。
如何看待当年大胆的城市规划
1985年。惠阳机场。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焦急地等着自己的行李。然而，行李始终没有出现。万般无奈下，他只好沮丧地去往目的地：深圳。
这个老人就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宋启林。他的行李中没有什么金银贵饰，却有一份《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是他和同事们一年工作的成果。
到了深圳，宋启林凭着手中的资料和脑中的记忆，又重新找回了总报告的思路与主要内容，终于在年底之前完成了又一个5万余字的深圳蓝图。
1984年邓小平南巡后，深圳的经济继续蓬蓬勃勃快步如飞，而它的领导者则开始大胆的猜测这个城市的未来规模。以人口数量论，50万~100万为大城市，100万以上则是特大城市。深圳当时的人口为40万，其中特区人口17万。深圳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问题提给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双方约定，中规院用一年时间完成深圳总体规划，收取业务费30万元。30万元搁现在算不上大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中规院一年的事业拨款也仅仅100多万元。何况，这是它首次以收费形式签订的业务合同。怠慢不得。
1984年10月6日，宋启林和蒋大卫带着一行八九人来到了深圳。由于国内外无先例可循，他们不得不进行最广泛的调查和多方案比选，最终规划师们达成了相对一致的观点：
一、特区规划必须按城市标准规划，充分考虑特区的相关政策；二、要摒弃中心—边缘的传统城市结构，赋予真正意义上更具有弹性的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
直至今日，深圳在城市空间上沿袭的仍是这一布局。尽管当时规划师们已经意识到强大的空间结构适应性远比预测城市规模更有意义，但城市规模仍是规划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
怎么办？最后讨论时，宋启林开了口：“我们斗胆按特大城市规模100万人以上来规划，让实际来验证吧！”就此，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391.7平方公里范围内，2000年规划人口达到110万人（80万常住人口，30万暂住人口）的总体规划确定了。后来，这个规划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总体规划一等奖。
现在看来，这个大胆的规划还是不够大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深圳市总人口700.9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9万，外来人口577.0万。这远远的超出了宋启林们的预设。城市布局方面，和一河之隔的香港比，也不够现代和先进。
然而，记录这此事的徐明天，《深圳创业史》的作者，告诉记者，后人可以轻巧的指责宋启林们的规划缺乏远见，可是如果身处当年的深圳，身处当年的中国，该规划已经是最逼近真相的猜测了。“毕竟深圳的发展，乃至中国的发展，是超出人们的想象力的。”徐明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