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一九七八
1978年至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前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进入了华国锋执政的五年“过渡时期”,有人亦称“后毛泽东时代”。对于以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当时刚满10个月的我自然无从知晓。不过,在我零星的记忆里,依稀有一些“旧事物”。比如,浓重的军事和准军事化的印记。再回首,真的是“换了人间”。
80年代中后期:农村掀起第二次革命
1985年秋,我开始进入村办小学。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从那时起村里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当时我根本不清楚这种变化的重大意义和对未来生活的影响。但父亲职业的变化,带给我们家的日子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我的父亲大约是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从部队复员回乡务农。我四岁时负责照看比我小一岁多的弟弟,而父亲母亲似乎整日在田地里劳作。上个世纪80年代初,父亲的同村战友与人合伙创办了村里第一家集体企业,父亲母亲在农闲时也都去村办企业打工。父亲的战友成了村里罕见的为数不多的“万元户”,父亲母亲也从村办工厂里领到了第一份工资性收入,第一次领到电子表和类似风雪衣的服装之类的福利,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彻底摆脱穷困进而过上富裕生活的欲望激励父亲作出了大胆决定,和少数农民走出乡村外出打工,由此开启了父亲20年的农民工生涯。起先是在铁路上,后来基本是在公路上,父亲成了筑路工。父亲在铁路打工时,我们家第一次吃到了绿色塑封包装的方便面,对于新型食品,我们连说明也没看,就一股脑把十几袋儿都倒到锅里像做家常面一样地煮了,不过味道却是前所未有的香甜。之后,我家开始大规模添置家具,逐步有了组合柜、双人床、沙发、电视机、录音机,等等。父亲也从打工者到领工员,直到做了小包工头,我们的家境一天比一天好。
1997年以后:中国流动起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对于身处农村的小老百姓而言,感受真切的是人的流动性。我上小学,可以与同村孩子一起玩耍;我上初中,可以和全乡的孩子在一起,像镇上农民三六九赶集一样;我上高中,可以和全县的孩子在一起,像是县上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一样。直到我1997年考上大学,我才与外市、外省的孩子有了交流,才步入了城市的生活。第一次到同学家的楼房里,也有过找不到茅房和蹲在座便器上拉不出屎来的窘相。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是流动性,一是人流,比如民工流和学生流;二是物流,比如商品流和信息流。只有流动起来,打破行政区划和城乡界限,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
进入新世纪:对病态现象的反思与抉择
2001年,我大学毕业,开始走入真正的社会,也开始反思与抉择。我是实行“双轨制”后的第一批毕业生,国家不再包分配。尽管我也几进几出人才市场,结果一无所获。但我还是很庆幸,最终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我在家乡张家口市不太费事地找到了工作,虽然也走了招聘的程序,但结果几乎和分配差不多。而这一切却是缘于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特殊政策,叫我赶上了。
工作上比较顺利,找对象也还顺利,不久我的女儿出生了,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女儿的生病,也叫我头疼。第一次给女儿输液她才十个月大,到现在两岁半了,已经输了三四次液,而每次都要花费上千元,这让我心力交瘁。在我同辈人的父亲和孩子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生“病”了—2003年那次的非典就是个转折点。我们党敏锐地意识到那不仅仅是一次危机,而且暴露出我们发展的思路和模式的症结。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的压力,逼迫我们进行反思,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30年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会遇到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我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在与世界接轨的征途中,实现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的前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