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幼儿占普教人数的9．5％ 教育经费投入只占1．2％
从教育的最高行政主管部门——教育部来讲，幼儿处是基础教育司中最小的一个部门，小到只有一个人。
这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部门，除了北京、天津教委设有幼教处外，其他基本上只有一两个人在兼职管理幼教。而据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20多个省市都设有幼教处。
“可能主要精力都放在基础教育上了，使幼教管理薄弱，不到位。”一位从事幼教研究的人员这样评价这种管理现状。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学前教育阶段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据《中国统计摘要（2007）》公告，每10万人口中各级学校的平均在校人数，2000年时高校是723人，幼儿园是1782人，到了2006年，高校增长为1816人,而幼儿园人数则减少为1731人。
从非义务教育投入来看，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可是占整个受普通教育人数9．5％左右的幼儿，得到的教育财政投入每年只有100亿多一点，只占整个教育投入的1．2％~1.3％，年生均经费仅为284元。
这种国家层面管理体制和投入不足的问题，使各级政府也相应地减少了对幼儿教育的投入。中央教科所一篇多人署名的《破解“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文章中提及，与国际上早期教育经费占公共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相比，我国幼儿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过低。
文章举例说，巴西为5．1％，墨西哥为8．9％，泰国为16.4％，新西兰为4．2％。我国幼儿教育多年来不仅投入过少，而且有限的资金中有70％用于极少数示范幼儿园。农村及城镇普通公办幼儿园长期享受不到政府的经费资助。
“幼儿教育应是普及性教育。无论从儿童发展的启蒙教育，还是对学习的态度以及成人后对社会的亲合力来看，都是一个基础阶段，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重大影响。”该文作者同时说，在美国次贷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欧洲某国最近依然宣布增加对幼儿教育的投入，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对学前教育都是相当重视的。
学前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少数公办园却是超豪华
财政对于学前教育投入过少，使得多数公办园的日子举步为艰，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教师严重缺编。
一位省级教委幼教负责人告诉记者，2002年出台教师编制标准时，没有同时出台幼儿园教师的编制标准，于是许多地方误以为幼儿园教师编制是要占用小学编制的，造成幼儿园教师编制的大量缩编。
东部一个省份的一家乡镇中心幼儿园，在前几年被取消了公办教师编制后，一开始镇政府每月补助每名老师300元。但是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没有额外的经济来源，于是对幼儿园的补助也消失了。之后，该幼儿园靠每个孩子每月多收取20元维持教师工资，很快就倒闭了。
重庆曾对63家公办幼儿园做过调查，40％缺编。
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省委机关幼儿园，曾经有61名教师。由于自然减员，不再增加编制，现在只有21人有公办教师身份。幼儿园扩招教师需求量增大，无奈只能靠聘用教师。聘用教师就涉及到教师的工资问题，最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依靠幼儿园自行开设的许多项目：艺术课外班、蒙氐教学法。
而这仅有的一点财政投入，又主要集中在了少数示范园。据调查，海南省所有公办园中，只有两三家是全额事业拨款。记者曾经采访过北京一家有名的示范公办园，进入其中，无论是操场、楼道，还是班级教室，中英文对比的卡通贴画、小桥流水的盆景造型、转角处巧妙设计的防碰护栏，感觉每个细节都在精雕细刻。而几公里之外的一栋50多年的老筒子楼里，顺着窄小、昏暗的楼梯，上到二层，十来个房间就是一个幼儿园，操场就在居民楼的顶上。
正像几位教育界人士同时指出的那样：“幼儿教育两极分化严重，幼儿园经费严重不足与幼儿教育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衡的问题并存。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到幼儿教育的发展。”
改制园处境尴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公办园有苦衷，改制园也面临种种困难。
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上的一家幼儿园是企业改制园，因为硬件设施较好、教学质量稳定、收费较合理，在周围的幼儿园中，也属于较难进的。可是即便招生充足，每个孩子每月1000多元的收费仍无法保证给予教师充足的工资，一名教龄20多年、有一级教师证的老师，月收入扣除三险一金后，只有1400多元，这个收入水平在北京明显偏低。
提起与公办园、民办园的差别，园长就感觉非常委屈：“公办园有财政投入，民办园、私立园可以借各种名目高收费，但是我们总认为还是要延续几十年的传统，以质量服人，收费不能过高，这使得我们生存得很困难。”而与这家幼儿园相邻的同样一家过去由企业办园的幼儿园，因为承包给了私人，每月收费高达1700元。
据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冯晓霞教授介绍，企业园是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为解决大量双职工家庭的实际问题，由企事业、机关、部队等机构办起来的内部幼儿园。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这些幼儿园大量被原有“母体”剥离出来，少数归到教育部门，大量成为改制园，面向社会招生，自负赢亏。有的因为经营不善，慢慢消失了。
“这种情况，在北京非常突出，因为北京的部队、机关、学校较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上海。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新建的许多幼儿园就开在社区，面向社会。”冯晓霞说，目前上海的情况最好，公办园基本上能解决所有幼儿的入园问题。
“其实，原来企事业机关办园的时候，国家对这些幼儿园进行了‘隐形’的投入。因为对于幼儿园教师工资、日常开支，企业都是采用税前预留的方式，并作为职工福利计入成本。但是，改制后，这些幼儿园完全走向市场，国家等于停止了过去的间接投入。”长期从事学前教育研究的冯晓霞说。
政府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刻不容缓
鉴于我国学前教育的现状，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已成为我国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冯晓霞教授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幼儿教育一直是私人行为，但在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责任。国家介入幼儿教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她向记者介绍了世界上不同国家介入幼儿教育的不同类型。比如，欧洲经合组织国家（OECD）主要是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持幼儿教育。其中一些国家不论父母的就业状况和收入如何，幼儿教育均是免费的；另外一些国家则是采用国家财政支持和根据父母收入交费并行的方式，父母所支付的部分一般不高于费用的30％。
还有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没有像OECD国家那样管理，但也通过多种支持方式承担起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责任。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一年由政府买单。我国澳门特区已从2006年开始将免费教育下延至学前教育1~2年。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目前正在推广学前义务教育券，通过孩子补贴到所在的私立幼儿园。这种做法既补贴了幼儿家庭，又补贴了原来没有政府投入的私立幼儿园，同时也使原来一直取缔不了的非法幼儿园没有市场。
除了以上这些政府投入的积极政策，还有的国家专项拨款对弱势幼儿进行早期补偿教育。如美国的提前开端计划和英国的确保开端计划等。冯晓霞介绍说，大量研究表明，幼儿教育的受益者除了儿童个人、家庭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国家。
总结同类研究的成果，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James Heckman教授在“促进人力资本的政策”一文中指出，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幼儿时期对一个人投资1美金，将比在幼儿期之后投入同样的金额收益更大。最佳的投资政策是：儿童年龄越小，投入资金越多，并且随其成长过程而不断追加。
OECD曾在某一年的教育政策分析中指出，“幼儿教育是终身学习的第一笔投资，是一项意义远大的政策援助”。获益者不仅是儿童个人及其家庭，也是整个社会。因此，幼儿教育具有公益性，是一项“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国家财政给予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依据这些国内外成功的学前教育政策，教育专家提出建议：政府应该切实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尽快制定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作为单位福利的企事业幼儿园从单位剥离出来之后，应该转为社会福利，国家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时，应在社会福利系统中考虑用适当的方式将其加入。另外，要优先在农村、边远地区及社会处境不利人群集中的地区实行学前一年义务教育，待条件具备后逐渐扩大至全体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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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前开端研究项目
在著名的美国提前开端研究项目中，研究人员从1964年开始，对123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幼儿进行了近40年的追踪研究。研究设置了试验组和控制组，试验组幼儿接受了1~2年的早期教育。该项研究从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家庭关系和健康5个方面考察了优质学前教育的效果，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试验组儿童学业成就高，就业率与经济收入高，犯罪率低，家庭关系和睦，吸毒率低。
这项长达几十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育投资是一种最省钱、回报率最大的公共投资，在儿童到27岁时，投资回报率为1∶7.16。该研究最近的成本收益分析发现，这些儿童40岁时，投资的总体回报率已高达1∶17.07。其中，对幼儿个人的回报率为1∶4.17，而对社会的回报率则为1∶12.9。细致分析表明，社会回报中88％源于犯罪率的减少；4％源于教育开支（特殊教育与辅导，比如心理救助等）的减少；7％源于收入税的增加；1％来自于社会福利开支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