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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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周年·本报见证

一句口号引来六次检讨

本报记者 崔丽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1-01    [打印] [关闭]
    “玩命地干,拼命地玩”。这是发表在1984年11月6日《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

    一位在报社从业20多年的编辑指着一份已经发黄的报纸说:“这就是当年那篇惹了大麻烦的报道。”

    听过他的话后,一位年轻的记者认真研读了这篇报道,然后满脸不屑地问:“这有什么,怎么会惹出麻烦?”

    没错,就是这句在当下年轻人听起来十分平常的话,却在24年前的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84年9月,时任中国青年报社天津记者站记者的张建伟,结识了一群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天津某建筑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赵元生提出一句在当时听起来惊世骇俗的口号:“玩命地干,拼命地玩。”更新鲜的是,这位突击队长对口号的内涵加注了新解。“玩”包括:凡是新电影,必看;有3天以上休息或假日,必外出旅游;有足球赛,必上场助威;每一次工程完工后,必举行狂欢酒会……总之,力求物质生活高档次,精神生活高格调,生活规律高节奏。

    当然,在赵元生及他的突击队员心目中,“玩命地干”仍是第一位的:“改革了,多干活,不愁工资不高,奖金不多;钱多了,才有条件玩。”

    在与他们深入接触后,突击队这24名小伙子的形象在张建伟头脑里活了起来:干起工作来生龙活虎,最能啃硬“骨头”;学习起来,劲头十足;玩也同样玩出高水平,玩出精神文明来:皮鞋光亮、脸有光彩、头发放光,谁不执行“三光”政策,就不带谁玩。

    然而报道发回报社后,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如同在编辑部爆炸了一颗威力十足的“炸弹”,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日后会席卷起一场呼啸全国的“玩命事件”飓风。

    一位当事人至今记得:稿件经传阅后,编辑部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扩大编前会”,不仅总编辑、副总编辑悉数到会,各部门的主任、编辑也不请自来,会场笼罩着一种激动、困惑的气氛。

    “太张扬!太大胆了!”

    “这篇稿子发了,势必会爆发一场地震!”

    “它的确反映了当代青年的‘主流实情’,太真实了!”

    争论十分激烈:有人质疑,有人叫好,有人担忧,但没人否认这是一篇真实描写改革时代青年精神风貌、充满鲜明时代特色的报道。

    “今天的青年已经很难体会当年青年所遭受的观念指责。只要不是报刊公开宣扬的‘先进青年’,只要你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便是颓废、虚无、没信仰、没教养。”张建伟感慨道。

    事实上,这只是一篇关于“青年生活方式的报道”,甚至是颂扬“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只是味道有点不同,还有点辣。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柔和”一些呢?

    “我们需要这样有冲击力的报道,已经等待很久了,它终于来了,我们决不能‘温柔地’扼杀了它。”终于,编辑部达成共识,也达成了技术性妥协:稿件见报时,给标题加上引号,以示“玩命地干,拼命地玩”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出的,它是青年人的创造。

    “当时大家都存有一种侥幸心理,一旦这篇稿件‘出事’,那个‘引号’就能成为《中国青年报》的保护伞。”张建伟狡黠地说。

    于是,这篇稿件于1984年11月6日头版头条见报,同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提倡现代化的生活节奏”。文中指出,赵元生青年突击队的小伙子把“拼命地玩”同“玩命地干”结合起来,确实夺得了劳动生产的高效率、精神生活的高格调、文化学习的好成绩。他们对待劳动、学习和生活的态度,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显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报道见报后,张建伟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相比之下,赵元生的青年突击队不仅接到无数来信,而且每天还需要接待众多取经者。赵元生所在的公司领导对张建伟说:“招架不住了,全国各地,除了香港地区和台湾省,全来了!”以至于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班子。

    然而报道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未必就代表着成功。报道最终“惹了大麻烦”,“引号”并没能成为“保护伞”!

    1985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庄严的国是论坛上,一篇将近半年前的报道被重新揪出来。“玩命地干,拼命地玩”在会上遭到火力猛烈的抨击。

    “听说批评极为激烈,大会小会都有代表发言,大意是‘玩’且‘拼命’,《中国青年报》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这是要把当代青年朝什么样的道路上引,是不是要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张建伟回忆道。

    更多的意见,张建伟也不知道。他只听说:高层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紧接着就是更有来头的部门和人物,要求《中国青年报》检讨,并视检讨的态度,再作‘处理’。”

    检讨是由中国青年报社原任总编辑王石来承担的。这位清瘦的老报人已于几年前过世。他写的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直至写了六次,检讨才被通过。没人能知晓王石总编辑当时内心的冲突与煎熬。

    几天前,张建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篇报道时,虽觉得“并不成熟”,但并无悔于当年的执著与探索。他说:“当时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蝉蜕时期,由于传统的空气太凝重,蝉蜕的这一时期必然伴随着痛苦。而80年代青年在这一进程中的痛苦与不屈的开拓进取精神,以及青年工作在这一进程中的新的探索,才是一个敏锐的记者汲取的新闻源泉,抓住这一点才算是把握住了实事求是的报道思想。”

    几天后,卷发、淡妆的年轻作家郭敬明也在接受媒体采访,他淡淡地说:“开名车穿名牌就是我的真实生活,不享受,辛苦工作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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