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技能英雄共话人才观变迁
60后：崇尚技术一代
李斌是巡讲团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位，1960出生的他，幸运地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年代。那时，学校的流行语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社会的流行语则是：“学好车钳铣，走遍天下都不怕”。在这样的氛围下，李斌没有选择报考大学，而是上了技校。
“那时做个工人，特别是有技术的工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李斌回忆说，“最大的理想是做到八级工，工资比干部还高呢！”
技校毕业后，李斌来到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液压泵厂做了一名工人。那时工厂里执行的传统的“师傅带徒”制度，跟着师傅，李斌学会了车、钳、磨、铣等金属切削加工技术。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那是1986年他去瑞士学习数控机床操作。看了从没见过的数控机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些机器的？”回答是1968年。李斌惊讶地张大了嘴，想说话却没有说出来。咽下去那句话是：“我们企业现在还没有一台数控机床！”
那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当一名好工人，必须学好技能，用知识和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才更有力量，也更有前途。
他在自学大专和本科学业的同时，熟练掌握了数控机床的编程、调试、维修等技术，并和同事完成了230多项工艺攻关，完成产品工艺编程1600多个程序，提高工效30倍以上。开发新产品57项，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2300多万元。
现在，他已是上海电气集团首席技师，享受每月3000元津贴的待遇，成为名副其实的技能英雄，名气比总经理还大：以他名字命名的“李斌技师学院”，6年来共开办各类培训班197期，培训学员9096名；以他的名字创办了的技能大赛，5年来有6143名职工参加；以他名字成立的“数控技术工作室”，集中了各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等，对技术难题和瓶颈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公司很多用户指名要他担任产品研发项目负责人。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技术工人劳动价值的肯定，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体现。”在与沈阳机床集团青年工人座谈时，李斌深有感触地说。
70后：“断层”坚守一代
6名巡讲报告团成员中，有4名是70后。除了中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钻井队长李科是大学毕业后才当上技术工人之外，其余3人——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制齿工人徐强、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工人朱润海、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电焊工人赵毓忠——都是在经历了中国制造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阵痛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技术工人，他们都有相同的经历：都出身于工人家庭，受家庭的熏陶，上了技校或大专，毕业后到企业当工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很快成为“技术大拿”，超越了他人甚至前辈。
徐强的父亲徐义铮曾是沈鼓集团的技术权威。徐强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对父亲说过：“爸爸，现在人们都叫我是徐义铮的儿子，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说您是徐强的爸爸！”现在，不仅是徐义铮，沈鼓集团的所有职工都以徐强为荣，为他创造的代表中国产业工人的“徐强精度”而喝彩！
然而，在他们成功的背后，也隐藏着难以言说的阵痛。他们经历了企业长达数年的“低谷运行”，那时企业效益不好，技术工人流失现象严重。沈阳被称为我国的“制造之都”，在1993~1999年期间，技术人员下岗、失业、跳槽，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技术人员成了包袱，不得不依靠开出租、摆小摊、蹬三轮维持生计。
有一年，沈阳一家型企业招工，来应聘的人先问“工资多少”，招工人员回答不出，只能含糊地说“按照国家政策办”。人家打听到“按国家政策办”也就是五六百元，扭头就走了，还扔下一句话：“宁可当保安，也不当技术工人。”
这家企业的现任团委书记是1993年进厂的，当年的工资也只有130多元，因为工资低，同批进厂的五六十个大中专毕业生，两三年后只剩下六七人，多数人跳槽了。一汽的一份资料显示，在1993年至2000年，人才流失370名，占引进人才数的17％。
勿庸置疑，企业效益滑坡挫伤了这个阶段青年人学习技术的热情，不仅如此，一些老工人的“绝活”技术也开始失传，曾经应用甚广的“冷做钣金”技术，在沈阳已几乎无人掌握。
来自东北各大工业的城市统计显示，目前70后的高技能人才所占比例都很小，高级工人技师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高级技师年龄都在40岁以上。沈阳机床集团是我国的老牌国有企业，但高级工人技师、技师所占比例不足职工总数的2％，70后的高技能人才极少，明显出现了技术上的“断层”。
大浪淘沙剩下全是英雄。因为企业效益不好，虽然有些人离去了，但仍然有许多人在坚守，就像徐强、朱润海、赵毓忠这样，一步步在平凡的岗位上成长起来的高级工人技师。他们始终坚信，“中国制造”一定会迈向“中国创造”，中国的装备工业一定会赶超在世界前列。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们才在工作中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朱润海常说：“要像热爱自己生命一样热爱自己的工作，宁流汗水，不能留遗撼！”
80后：振兴技能一代
“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使得各行各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青工技能振兴计划”更加畅通了青工成才的通道。
1980年出生的杨国志，2001年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用了不到10分钟就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签约，同学们不理解，他说：“一汽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代表，能到这样的企业工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之后，他又选择了技术含量最高、条件最苦的特种铸造厂，从最底层的工人做起。那时特种铸造厂处于半停产，生产产量少，产品质量不稳定，员工收入低。与杨国志同来的4个人或是调走或是辞职。一年后，到南方发展的同班同学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元，邀请他一同去创业，他没有动摇。“因为这里有我的事业，有可爱的工人师傅们，实在让我不能割舍。”杨国志说。
7年，并不短暂，但杨国志却耐住了寂寞，并成长为一汽铸造公司新产品开发工程师兼现场工程师。他成功开发出300多种熔模铸造新产品，完成了110多个改进项目。现在，他无悔于自己当初的人生选择，“感觉自己不仅是为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而努力，更是在为振兴中国民族汽车工业而奋斗”。
与杨国志一样，江汉石油大学石油工程专业的李科，在毕业时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胜利油田最基层的钻井队，这位年龄接近80后的四川小伙子，虽然身份是“干部”，干的却是工人的活。
他在基层一呆就是7年，充分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使他所在的井队变成了胜利油田的金牌钻井队，他也因此成为胜利油田最年轻的大学生钻井队长。与沈阳市的青年工人交流时，他是这样理解成功的：“不论你选择什么岗位，哪怕是最普通的工人岗位，只要能做到最好，就是成功！”
像杨国志、李科一样，在毕业时选择到企业一线工作，正在成为80后大学生的志愿选择，技能成才成为许多80后青年认同的人才观。在这种人才观的引领下，技能振兴和技能强国的蓝图必将变为现实。
沈阳理工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生李智林，在听完杨国志的事迹报告后表示，在就业时愿意选择到基层或企业工作，“只要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是不是工人身份都无所谓”。
进入2000年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企业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以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为例，今年1至9月，就签订合同金额130亿元，现在的生产任务按“小时”计算。与此同时，企业技能人员开始出现“回流”现象，企业招工也出现了新气象。过去，企业招工时顶多在招聘会场摆个柜台，可现在许多高校都为企业开辟专场招聘会，而且到企业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层次越来越高。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企业工人的学历也越来越高。过去，企业技术工人主要来自于技校毕业生。而近两三年来，进企业当工人的多是职业技术学院的专科毕业生，甚至还有本科生。
本报沈阳11月2日电
本报记者 赵青 亓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