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评价教育的一次有益尝试
“我们讲的创新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在的制度、政策，而是指结合自己的实际问题，因地制宜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种教育政策、方针。”
10月30日上午，在位于搜狐网络大厦12层的直播室内，一场关于教育制度改革创新的辩论和对话，让这个北京初冬的早晨变得火热起来。和以往例行公事的发布会不同，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单位举办、中国青年报社支持的首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初审新闻发布会，更像一场思想观念的研讨会。来自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和传媒界人士观点的交锋碰撞，使这个民间表彰政府的奖项愈加散发出民主参与的味道来。
人民满意的教育应该更多地由民间来评判
人民群众来评价政府，虽然在一些先进国家已是常态，但在我国，类似的评选却还处于萌芽状态。
2007年9月的一天，几位专心教育的学者在北京智慧大厦碰撞思想之后，确定要做一次启动民间的力量来评选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活动。建议的提出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这个创意源于俞可平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启发。当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民众参与评价就显得必不可少了。
经过一系列论证和准备工作后，这次民间评价教育的行动在今年年初拉开了序幕。
“由民间来评价甚至表彰政府的教育创新，实际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政府接不接受，买不买账都可能会存在问题。”当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柴纯青和几位年轻同事怀着忐忑的心情，与各地教育部门联系时，“你们是哪里的？什么意思？”这样不信任、不认可的回应确实存在，但出乎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得知此事后，都非常接受和认可。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得知此事后，特意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你们的团队始终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之鼓与呼，令人感动、敬佩！”随信寄来的，还有他特意推荐的“山东省对市级政府教育工作综合督导制度”、“实施素质教育”等3个案例。
通过地方自荐、学者专家推荐等方式，主办方很快征集到53个地方教育制度改革创新的案例。为了使评选做到尽可能科学和民主，他们在初审中按不同权重，让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和网民都参与投票中来。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认真地投下选票后表示，帮助政府总结一些创新的案例，这一做法非常好，因为人民满意的教育不应该光是政府来评，更多应该由民间来评，这样才能真正验证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
网络投票平台在搜狐教育频道设立后，除了收获网友近1．6万张投票外，还引来评论近千条，一名江苏省宿迁市网友看到评选后留言道：“好不好，结合实际取得效果来谈更为理性；采取网上测评，不如明查暗访，能够取得第一手资料。”
这些意见很快得到了主办方的重视。在新闻发布会上，杨东平表示，在终审阶段，他们会组织媒体和当地的有关人员到各个案例所在地做一些调研，进行实地了解。检测这些举措的真实性，避免案例仅仅是文字的表达。
教育家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应引起重视
“江苏省无锡市学校管理实行‘管办分离’改革”、“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建设”等20个获得初审晋级的案例，涵盖了地方教育行政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发展职业教育的制度改革、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改革、改变应试教育弊端的考试制度改革等众多领域。从地区分布来看，从上海、浙江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到贵州、河南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都不乏创新之举。
有人评价，正如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小岗村一样，教育改革创新更多的出自基层。
那么，这样大规模改革创新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呢？
“动力首先来自人民群众对接受良好教育的强烈愿望。”很多人这样认为。
“除了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推动，在中国现阶段，我觉得个人的认识和魄力，有时候会占很主要的因素。”资深教育记者谢湘说起她在湖北、重庆调研时的感受。
早在3年前，湖北省教育厅就作出重要决策，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农村10万名教师分5年进行系统培训。当国家去年开始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今年把这一政策推向城市时，不少地区都暴露出师资匮乏、师资水平差的问题，但湖北因为提前做了这项工作，所以过渡得非常平稳。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原先是华中师大的校长，他是懂教育的。他知道当教育的外延问题解决后，必然要转到教育的内部问题上来，“所以湖北较早动手来培训农村师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认识和态度。”谢湘说。
重庆也是同样。农村义务教育的欠账问题、代课教师得不到公正评价和应有待遇的问题，在全国非常普遍，并非重庆独有。可是，重庆敢于率先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原因在于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认为，但凡一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过去农村教育所谓的乱收费屡禁不止，是因为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因此政府应该切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谢湘认为，要说认识，很多人可能都差不多，但敢不敢勇敢地去尝试变革，这取决于一个领导的责任心以及个人的魄力。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在仔细研究入选案例后也有类似的发现：在每个案例中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领军人物。此外，这个领军人物的背后或者旁边都有一个群体在支持他，而最重要的支持来自于他的上级，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
杨东平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对企业家精神已经有非常充分的认识，但是对教育家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缺乏的，我们比较普遍的做法还是把各地的校长作为行政官员来管理和使用，这可能是教育下一步改革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的任何难点在基层都有解决的办法
此次活动的评委之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教授，在发布会上提出了他的担忧：这次评审的案例，从2000年到2008年间所发生的都有，媒体上非常关注的一些重要改革都列进来了。但这项活动如果要持续发展的话，两年后可收集的案例会不会就没有这么高的丰富程度了？这样评下去，会不会一届不如一届？
但活动发起人杨东平对这个问题却显得信心十足，他记得刚开始时他最大的顾虑就是怕没有充分的案例。比如想评10个，最后报上来的才10多个，就会很尴尬。但实际征集过程中，他才发现自己远远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新力。案例征集截止后，主办方还经常接到各地来电：“怎么没有把我们的案例写进去呢？我们比他们做得好得多！”
杨东平非常欣赏著名的改革者，原长治市委书记，现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吕日周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社会的任何难点在基层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我们要去发现它、肯定它、传播它、推广它。”
杨东平认为，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经历，所有有价值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先有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实践，政府再加以肯定、总结、从而制度化。“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像择校，应该是天大的难题，但是确实就有些地方能够解决，而在铜陵市能够解决的，在其他地方也应该是可以复制的，只要政府有作为，方向非常明确，决心很大，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相信，民间的创造应该是没有终点、没有穷尽的。”谢湘说，我们只能通过发展来看变化，从发展中来找到创新点在哪里。
据了解，此次入围评选的案例，还被编写成教材，提供给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在培训地方教育局长的课程中使用。《瞭望》周刊资深记者周大平满怀期待地说，也许两年后，某个地方教育局推荐上来的材料很可能带上这样的说明：我们这项创新，是受到了两年前入围创新奖的某一案例的启发，我们借鉴了他们的经验，又根据我们的实际，同样把我们的工作搞好了。“如果真能产生这样的影响，那这个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意义和价值怎么说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