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机会
社会各界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解读已经很多，其中大多认为，这个决定堪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决定，都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做出的具有里程碑式的决定。
关于两个全会决定的重要意义，各种评论已从多角度做出了分析。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决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给了农民应有的发展机会。
古语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当然，“授之以鱼”也很重要，农村作为欠发达地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城市和工业自然应该到了回报“三农”的时候了，不能再以“三农”无偿奉献为取向搞现代化建设了。正如本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否则，这样的现代化建设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而“授之以渔”更具有实质性意义，1978年以来正是由于改革为广大农村和农民提供了发展机会，中国农村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
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有了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劳动成果和择业的权利和机会，于是，农业和农村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变，有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发展、农民浩浩荡荡外出务工经商等历史奇迹，这对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后来的改革和发展中，农村落后了，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已经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不但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为我国应对国际危机、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还是“授之以渔”，只有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机会，才能最终共享发展成果。虽然在过去30年中，农民获得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发展机会，但是相比于其他群体而言，他们还是最缺少机会，比如公平的教育机会、迁移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机会、市场准入机会等。因此，我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广大农民释放和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30年前，农民获得了承包权，有了自主生产的权利和机会，而这届三中全会在土地经营上赋予了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国家不仅“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而且允许农民经营土地承包权，可以“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形式参与集体非公益性土地项目的经营，集体土地在有形市场上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也获得保证。决定给予了农民参与土地市场的发展机会，将使农民从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由此衍生出来的发展机会，决不亚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村发展效应。
与此同时，决定还提出，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实现公共资源在城乡的均衡配置，加快城乡发展融合，从更宽广的层面向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首先，是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和迁移的平等机会。比如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可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特别是落户中小城市，实现城市化。
其次，广大农民在农村也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农村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将大大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机会。
第三，国家放宽农村金融政策。“加强监管，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这为农村发展解决了借贷难问题，使民间借贷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发展，农民终于有了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渠道。
第四，农民可以发展各种农业生产和社会化服务组织，获得了更多的组织机会。最近几年，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获得了快速发展，对农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五，缩小城乡政治参与机会的差别。国家将“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农民在县乡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密切人大代表同农民的联系”。农村、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将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总之，有了机会，就有了希望，农民就有了积极性，就会有发展动力。要让广大农民享受改革发展成果，首先要给予他们发展机会，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比让他们享受成果显得更为重要，有了平等的机会，才能创造更多的成果，不仅富裕了个人，也会使国家更为强大。因此，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但为农村发展、农民富裕、城乡共荣打开了更多新的机会之门，而且为国家继续、快速、稳定发展和全面崛起，找到了更有效的平台。
当然，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有关规定落实下去，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在今后的改革中要不断地为农村和农民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才能保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如果说前30年改革解决了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发展问题，那么以后的改革应该是解决以机会所有权为核心的全面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