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聚焦：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国学走向
上下五千年，和谐一线牵
在题为《国学的核心价值》的演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余敦康强调：应该区分国学的外延与内涵。他指出，国学的外延是指包括“经、史、子、集”或儒、释、道等诸多形态在内的、在中国五千年历史当中产生的一切传统学术文化，而国学的内涵则指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文化精神。将国学的外延和内涵加以区分，可以避免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相混同，使我们真正把握和发扬传统的精髓和国学的核心价值。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谓国学的核心价值：“上下五千年，和谐一线牵。”和谐即是国学的核心价值，和谐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又概括了和谐的本质。
在整理了中西古今之间的文化冲突的历史过程后，余敦康说，发端于“五四”前后的国学问题争论，其实质是如何面对中西文化冲突之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今天谈论国学问题的主旨，既应该修正西化派否定传统文化的看法，又应该避免复古派的文化观，因为两者同样陷入了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国学研究在今天的任务已经与五四时期有所不同，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寻找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发展道路，从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关系出发，超越五四时期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旧思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上建设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国学。这种新国学的发展是适应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复兴，是中国的世界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复兴不是复古，而是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何解读“天人合一”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在《中国哲学的特点》的演讲中，着重从“天人合一”的视角，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一些特点进行了层层解析。他认为，在以往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大多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加以发挥，实际上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包含着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意义。
他指出，“天人合一”思想的要旨，首先就体现为“以天为则”——“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在“天人合一”、“以天为则”的思想观念中，包含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模式——尊重自然，尊重个性。“诚”为天之德，“自然无为”也是天之德，“天人合一”也就是“天人合德”——人以“天德”为榜样，要“以德配天”：天则视“人德”以行事，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由此，引出了中国文化中一个根本的特点：人文精神的高扬——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而倡导道德的自我提升。
他还强调，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还包含着一些非常深刻和重要的理念，如部分是全体的部分，受全体统摄——万物都是天地所生，都受天的统摄，都要遵循天道、天理；再如部分与全体不能相离，且相互影响——人与整个天地万物都关联在一起，人体是一个小天地，直接或间接受天地运行的影响，与天地运行一起运行，反之，人的活动也会直接间接影响天地的运行，这就是“天人感应”；同时，部分体现全体关系，包含着全体之理，而这正是“理一分殊”，“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事事一太极”的意涵。以上这些特点实际上都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国学中是否有“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演讲中指出，“国学”与“中国哲学”都是中西文化交汇而产生的概念。“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首先关涉国学中是否有“哲学”，而其更深层的意涵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他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经、史、子、集”和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等划分。其中“义理之学”与“哲学”的涵义相近，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我们现在所用的“哲学”一词是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西周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由此可见，“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他分析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人的国学研究中，都不否认国学中含有哲学的思想。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金岳霖曾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即其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是此类的“特例”，从而使“中国哲学”之名称的“困难”得到基本解决。
对学术界近年提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李存山说，这主要是针对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以西释中”问题，其积极意义是推动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中国哲学是“天人之学”，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价值观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要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自强不息地追求和实现人生、社会的理想，厚德载物，生生日新。这种精神就使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