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案可审到“连轴转”
吕国强对记者说：“我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庭工作，从那时起就开始接触著作权纠纷等知识产权案件。不过，从1983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不强，上海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相当少，类型也很单一，主要就是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等传统纠纷。”当时，法院里既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知识产权审判在整个法院的地位也不高，跟普通民事案件同等审理，并没有形成特有的规则。
吕国强特别提到，当时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的对外交往少得可怜，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对国际上知识产权审判的趋势知之甚少。“我当时也接待过外宾，他们来参观我们的庭审，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法官怎么穿着‘军人’制服审知识产权案件？”当时，法院系统还没有换装法袍，法官制服颇似军装，审其他案子还好，审知识产权案子就显得比较突兀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法院筹建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1993年底，吕国强被安排到上海市高院知产庭筹备组。1994年2月15日，上海市高院、中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同时成立，吕国强担任高院知产庭主持工作的第一任副庭长。2001年，吕国强调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至今仍然主管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
1994年，全上海只有两个知识产权审判庭、9名专门法官，而到了2008年，上海已经有6个知识产权审判庭，包括高院和两个中院，以及浦东、黄浦、杨浦等三个基层法院。其中，浦东法院是全国第一个设立知识产权庭的基层法院，并且最先开始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理，现在全国已有不少法院在学习借鉴。现在，全上海有近50名专门审判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他们不仅都具有法学本科以上学历，不少人还拥有机械、通信技术等非法学教育背景。
从1994年到2007年年底，上海各级法院共审理一审、二审知识产权案件8000多件。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每年案件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有时候都要“连轴转”。伴随着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步伐，上海受理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也逐年上升，到2007年已经占到总数的11.3％。法院对各类权利人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美国“星巴克”诉上海“星巴克”商标侵权、反不正当竞争等名案至今仍被人们挂在嘴边。
诉前禁令、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这些以前人们闻所未闻的“新鲜”司法保护手段，也在这些年里相继付诸实践，被人们所熟知。“为了让当事人更好地了解司法过程，我们不仅把判案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附在法律文书上，还附上了商标图形等专业资料，让人们一目了然。”吕国强说，“如今大多数审判文书都已上网，人们通过互联网就可以看到；不过，对于确认的商业秘密我们不再具体表述，而是在宣判后口头告知，防止再次泄密。”
“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的知识产权审判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吕国强对记者说，“首先要坚持改革开放与世界眼光，我们必须严格依照中国法律和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公约审案；其次要立足中国国情，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兴起只有30年时间，自主知识产权很有限，不能一味强调片面的‘接轨’；同时，知识产权事业天天有新情况，年年有新问题，跟国际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时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让审判永远保持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