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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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历史》:名流们在“文革”中的阵痛与重生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1-04    [打印] [关闭]
    《收获》同名专栏首次结集出版。书中收录了张贤亮、杨宪益、王蒙、叶兆言、徐友渔、万方、冰心等作家学者、文化名流在“文革”中的个人经历。其中,有私人生活与宏大历史的碰撞,有生与死,有阵痛与重生。以下部分摘编,以飨读者。——编者

    美丽

张贤亮

    ……“革委会”成员嘻嘻笑着散了会,团部的武装战士就忙开了。他们用张白纸写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写的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字是用红墨水写的,很鲜亮,虽然牌子上画了两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写得真不错,看来是练过书法的人的手笔。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圆形的铁丝套,武装战士笑着叫我挂上试一试。十几个武装战士簇拥着我到一辆卡车边上。这时,战士们自己人跟自己人内讧起来。因为进趟城不容易,公审大会又像现在红歌星的演唱会,谁都想去看热闹,但上级只允许八个战士押我去。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额让给你们吧!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

    ……他们的任务是把我押到那里与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齐集中“受教育”。听说要枪毙一百多人哩。

    八个武装战士,排长领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了,前面就是陪绑的,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

    反动学生×美丽

    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发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犟内向,一副“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的样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并想向她伸出手去。

    前方“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只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等明白不会响枪时,人群突然轰地一下热闹起来,高呼大叫却又不是喊政治口号,嘈杂的话语腾空而起……

    我爬上卡车,站在高处向“杀场”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还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在忙些什么。反倒是爬在树上的那些娃娃在远处看得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枪的模样,“乒乒乓乓”地互相枪毙对方,一片喊打喊杀的欢快的嬉戏声。

    这帮娃娃是和美丽同样大的孩子。

    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宁夏的树木曾大面积地受到天牛虫害,路边碧绿的杨树、柳树几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

    是唐徕渠边一排排曾爬满娃娃的树却安然无恙。当年碗口粗的小树已长成了合抱大树,渠边修建成公园,很是热闹。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树中的年轮,当然有“文革”时期形成的。我们无法把那十年的年轮从大树中剔除出去,如果我们非要将它开刀,剔除掉那些年轮,树木也不能存活了。

    还有美丽,还有欣赏枪毙和互相“枪毙”的孩子,现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流传……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叶兆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我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

    ……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

    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要说我一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他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当做外人,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情以温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的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

    几天以后,下课的时候,一名同学当着众人的面,模仿我父母游街示众的情形。他曾是我最好的伙伴,爬到了课桌上,拿腔拿调地发挥着,一会儿扮演我父亲,一会儿扮演我母亲。他说我们原来都觉得你们家了不得,谁都是人物,想不到你们一家都是坏蛋,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我听见了女孩子哧哧的笑声,那个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个代表着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灾乐祸地混在人群中……

    我的大串联

徐友渔

    列车上的广播整天不停,“我们这辆满载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列车,正在驶向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列车驶入河北地界后,广播中对我们的称呼升级,叫我们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到北京的客人”,看得出来,这个称呼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喜气洋洋,车厢里一派欢声笑语。

    ……

    一天,接待站来了好些解放军。为首的军人向大家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接见这次来北京串联的同学。第二天的晚饭特别丰盛,每个人都激动得不可能入睡。

    临出发前给我们交代了许多注意事项,主要是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要在广场上滞留。还告诉我们接见的场面往往很乱,常常失控……最容易发生伤亡的情况是鞋子被踩掉了弯腰去捡,人流涌动很容易被挤翻在地,遭到践踏。解放军笑着告诉我们,每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留下成千上万只被踩脱的鞋子……

    有一个军人非常好心地向我们传授经验,“你们知不知道哇,大队伍在广场上呼啦一拥就过去了,好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出了天安门。你问他看见了毛主席没有,主席是什么样子,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个劲地后悔,只知道哭鼻子!所以呀,你们必须记住,远远地就要望天安门城楼,早早地集中注意力,使劲盯住个头最高的那个人,那就是毛主席!等你走到最近的地方,就能把毛主席看清楚,牢牢记在心里。这可是一辈子都难得遇上的机会,千万不要马虎大意,遗憾终生呀!”

    检阅开始了。疲惫、饥饿、寒冷,还有单调感,一下子全消失了,大喇叭的声音震耳欲聋,要么是雄壮欢快的革命乐曲,要么是高声入云的口号,我们每个人的心立刻和天安门城楼,和城楼上的毛主席连在一起。城楼上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据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们的声音高昂、悠长,充满革命激情,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我们跟着喊口号,直到嗓子嘶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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