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当年之美
袁昌英（1894~1973），湖南醴陵人，教授、作家，曾任教于武汉大学。
课堂上连一丝声音都没有，袁昌英在讲《奥赛罗》。她穿着浅蓝色的西装套裙，胸前别着一对白兰花，颤抖着举起双手，朗诵男主人公的独白，忽然又倒退几步，扮演起女主人公的忧伤和恐惧，银边眼镜里“闪烁迷朦的泪光”。
武汉大学的外国文学讲堂上，袁昌英这样讲了30年，《爱美》的作者想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美。
还未讲课，穿着已经美得印在许多人心里。她原本就眉目清秀，皮肤白皙，“一对玲珑的大眼，配着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笑时嫣然动人”。她又在意打扮，头发总是梳得一根不乱，衣服平平正正，找不到一丝褶皱。
待到开讲，口讲指画，精神奕奕，仿佛演讲一般，有人甚至只为听她说话，专程来蹭课听。她喜欢用“最美”的字眼来夸奖学生所写的作业，有人为了不错过她的表扬，一次课都不敢落下。
这正符合人们曾在她演讲中听到的话：“大学是培养气节，树植高尚人格的绝好场所，不过执行的时候，似乎不必采用固定的形式，而尽可以仿效古人所谓‘潜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暗示方法。”
从“莎士比亚”、“希腊悲剧”，到法文和英语翻译，袁昌英独讲7门课，成为武汉大学外文系的一道招牌。她教法语，用的是美国教材，既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来听她的学生，有作家谢冰莹，也有后来的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还有的学生，后来则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和法官。
从课上到课下，都流传着这位爱美之人对美的追逐。当年留学时，她一见到西方女性“碧眼金发、皮肤红白柔嫩”，仿佛可爱的洋娃娃，居然放出“一阵阵热泪”，意犹未尽，又写进文章里：“能够产生这种可爱生物的地球，实在值得敬爱与留恋。”
剑桥大学毕业的这位小姐，带着几分英国上流社会的淑女气派。每当看到好友不修边幅，她常上下打量，皱起眉头开始唠叨，不是说领口的纽扣没扣拢，就是嫌衣服的材料太差。在她看来，穿着不精致去上课，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
因为爱美，她在友人眼里便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模样。她爱穿白裙子，当时的文学院长调侃她说，武汉大学没有医院，白衣天使倒先飞起来了。
而朋友们也乐于流传她一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如，在战乱岁月里，她不得不辞退佣人，亲自下厨。据说，写出过“我愿和你吻死在白焰灸骨的太阳光”的她，第一次用秤时，把秤砣放在秤盘内，把要称的食物放在秤杆上。
还有一则故事是，为了学会作菜，袁大小姐特地准备了小本子，记下做菜方法。其中一条是“烹鸭”，步骤如下：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
不过，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女性，爱美显然不是她生活的全部。袁昌英的书房里满满摆着书，艰深曲折的句子，她只要匆忙看过一遍，就能清楚明白地向别人解释出来。每读一本书，就要摘要厚厚的卡片，为了研究欧洲文学和戏剧，已经结婚生子的这位女学者，仍然孤身一人，跑到法国去读书。
她身兼数职，除了教书，她还写文章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编选法国文学，写作西洋音乐史等。而她闲暇创作的散文，则被选进当时的中学教材里，许多年后，一些花甲老人，仍然记得学过她的文章。
这种苦学精神一直持续下来。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汉大学外文系被撤销，她又奉命调到了中文系，这时候，外国文学的重点转向苏联，她又开始苦学俄文，翻译苏联作品，并忙着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尽管教授评级时，她被定为四级，但她仍然开朗豁达，“字典里没有愁字”。
这是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们悲惨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学生们仍然可以在山道上，偶尔看见她和丈夫相携而行的身影。有人曾看到，丈夫系着她亲手织的漂亮围巾，在白毛线上，特意绣着朵别致的康乃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