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文化"柏林墙"
11月1日夜，北京798的主街道上，一道刺眼的百米激光束，把街道一分为二。手持冰激淋与烤肠的年轻人们，视若无睹地穿行其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正在穿越的，是设计师处心积虑设计的“柏林墙”。
年过花甲的米歇尔·康·阿克曼站在不远处，颇为满意地看着他的“作品”。这个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为了纪念该学院在中国成立20周年，专门引进了这道灯光“柏林墙”，来表达一种“沟通与交流的微妙关系”。
“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已经倒了。可中国与德国之间有‘柏林墙’，人与人之间有‘柏林墙’，这堵墙无处不在！”阿克曼说。
阿克曼的大半生都在努力推倒这些“柏林墙”。起初，这个德国“农村小伙”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可他慢慢发现，“社会学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于是，他转学了一门更加无用的专业——汉学。在当时的德国，人们把汉学称为“兰花学科”，意为这个学科像这种植物一样美丽、稀少，但毫无用途。
1975年，阿克曼怀着对红色中国的政治好感，和一种“田园诗般的想象”，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然而，这个“读得懂唐诗，却读不懂《人民日报》”的小伙子很失望。
他能忍受中国的穷，却难以忍受中国的“闷”——一样的衣着，一样的面无表情，理想中满口孔子的中国，却连本《论语》都买不到。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无聊沉闷的气氛里。同来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失望地逃离中国。
那时，阿克曼住在五道口，他常无所事事地站在路边，看着骑车的人们，像“潮水般的蓝蚂蚁”来来去去。人们的表情“非常忧伤”，但骑车的动作却很和谐，行云流水一般，这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西方人骑得很快，像机器人，中国人骑车的节奏、韵律都很美。”那一瞬间，阿克曼突然觉得，出问题的是这个国家，而不是“生动的人”。于是，他决心留下来。
他也成了“人群里的一只蓝蚂蚁”，穿着棉袄和肥腿裤子，在河北农村，像普通的老农一样捡大粪，种庄稼，睡大炕。
可“蓝蚂蚁”们却把这个1．95米、“个高鼻更高”的德国人当成了异类。有一次，他在一个南方小城逛街，一回头，发现一支不见尾的“长龙”跟随着他。还有一次，他和一个黑人朋友走在路上，一个男孩又害怕又好奇地跟着，他们一回头，孩子就躲开，不一会儿又跟上，最后黑人朋友没办法，只好蹲下来，让孩子摸摸他的黑脸，“看，这不是涂上去的。”
1984年，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中国，在和邓小平的私人会谈中，他提到想在中国设立歌德学院，开展文化交流。此时，正值中国和欧洲建立紧密外交关系，邓小平欣然应允。
歌德学院成立于1951年，它的成立目的，是为了让世界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国，还存在一个歌德、贝多芬、康德的德国。”歌德学院在世界众多国家建立分院。但是冷战的阻碍，使得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歌德学院无法在东欧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工作。
在北京建分院的进展并不顺利，当时，中国的文化政策非常保守，在几个部委相互推诿之后，当时的国家教委终于接手歌德学院成立事宜，但是几乎毫无进展。随后，科尔总理又一次访问中国，他面见邓小平时，说到歌德学院的成立迟迟不能落实，邓小平不禁感叹：“看看我们的官僚主义多么厉害！”
因为这句“最高指示”，歌德学院终于在1988年成立，成为第一个受中国官方承认的国际文化交流机构。
“北京分院等于是邓小平送给科尔的一个礼物。”阿克曼说。此时，阿克曼也收到了人生中很大的一件礼物——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首任院长。在此后的六年里，他便成了中国唯一的“西方文化机构”的带头人。
歌德学院的选址，在北外的院子里，大陆的办公桌椅达不到德方的要求，需要从香港买，然而，这些桌椅却被天津海关挡住，因为海关搞不清这个歌德学院到底算什么单位。按照当时的体制，北外里面的电和电话线都是专供的，而歌德学院作为一个独立单位，需要重新审批，于是，阿克曼和同事们费了很大力气，终于装上了4部电话。
最初，阿克曼的工作被限定在语言教学上，文化交流只能是“试一试”的冒险行为。一度，歌德学院被斥为“插入中国的德国矛尖”，阿克曼也被人称为“向中国文化盾扔矛的人”。
可阿克曼的矛却越扔越多。在德国，人们有穿着晚礼服，点着蜡烛，听作者朗读作品的传统。他想把这种习俗也带到中国，可中国作家却难以接受，好像当众朗诵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阿克曼还将这支矛直指中国最底层。1993年，他带着一个德国诗人，和作家刘震云一起去刘震云的河南农村老家考察。刘震云93岁不识字的外祖母，坐在太师椅上跟这两个德国人聊天，后来，这次对话被刘震云称为一场“不亚于两个国家高端领导人的世界巅峰对话”。
老人的第一个问题很有世界性：“你们从哪来？”
阿克曼说：“从德国来”。
老人问“你们怎么跟震云认识的？”
阿克曼回答：“在赶集时认识的。”
老人又问了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子把阿克曼问住了。“没有搞。”阿克曼照实说。老人一拍太师椅：“毛主席让你们搞，你们为什么没有搞？”
“毛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德国人比较笨，所以没听懂。”阿克曼回答。
“德国人没听懂就算了。”这个老人终于原谅了他们。
待了几天，离开村子时，德国诗人说如果让他一直在村里住下去，他会自杀。阿克曼说：“我不会”。
阿克曼尝试了很多“第一次”的活动，他第一次请林兆华导演歌剧《浮士德》，林兆华一开始就直接把吉普车开上了舞台，在当时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轰动。
阿克曼第一次把伊门多夫的画展开到了中国，伊门多夫在德国已经属于很前卫的画家，在中国艺术界更显前卫。当时举办画展的画廊工作人员都说，实在看不惯这些画，然而这个画展在美术院系学生中有非常好的反响。
“试试是件愉快的事。”阿克曼眨巴眨巴眼睛，调皮地对记者说。
当然，这些尝试也有失败的时候，1994年,他想把在德国享有盛誉的画家昆特·约克创作的表现文化冲突复杂性的《致北京的信》引进中国，引起一次中德文化的“心灵触碰”。
可阿克曼跑细了腿，也没有一家官方展览馆敢接受这样的“先锋艺术”，最后，只有一个破庙改造成的展厅勉强接受，画家来北京的机票都订好了，可展出的前几天，阿克曼却接到了“封杀令”。
13年后的2007年，再次回到中国的阿克曼偶然获悉77岁的老画家还把作品保存在仓库里。老画家称，“在北京展出之前，不允许在任何地方展出。”阿克曼立马明白，他有义务完成这件13年前没做完的事。
这一年的6月23日，中国美术馆8号厅。《致北京的信》展出，20幅画布像晾在屋顶的被单，密密地垂挂在展厅里。昆特·约克把这些悬挂的图画比喻成“线装书”——它像一封无所拘束的书墙，悬浮空中的图书，被层层翻阅的印象，都来自初到中国的灵感，观赏者行于其间，如同“穿行在迷宫当中。”
这是昆特·约克“给中国的一封情书”。观众穿行其中，极近距离地阅读这封几乎无字可循的书信。“收信者”众多，但能读懂者寥寥。
“很多东西都会迟到。”10月31日，在他17层的办公室里，阿克曼捧着印有荷花的茶杯，喝着绿茶，感慨地说，“虽然它迟到了13年，但它的最终抵达证明，名叫历史的邮局，果然不负所托。”
如今，阿克曼走在中国大街上，已不会再有人多看他两眼，可他却会注意那些哈韩、哈日的时髦青年。他对中国文化的“不断断裂和流失”感到无奈，“在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变革，但这些都在自己的文化内核中，中国却不是这样。”
1994年后，阿克曼先后调任至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歌德学院分院任院长，直到2006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担任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
阔别12年，再返中国，他觉得中国人与德国人的隔膜与误会依然很深。在德国，长城这个词是隔膜的象征。有个词叫“ChinaWall”，这个词并非特指长城，而是用了“中国墙”作为封闭的隐喻。
但阿克曼从不认为这种隔膜感有什么关系，他总是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有了隔膜，便意味着开始熟悉这种陌生。”
他也谙熟了曾经很陌生的“中国式交际”，有人夸她上大学的女儿很漂亮，他会脱口而出：一般、一般。常常有人问这个好说话的老头：歌德学院干嘛的？你娶了中国太太，你爱德国，还是更爱中国？两国人闹误会了，你帮谁？老头儿被搞得哭笑不得。
“现在在西方骂中国是个时髦，我们的工作是要让德国人理解，现在媒体上描写的中国不是实际的中国，过去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实际的中国。”阿克曼说，“我们的任务是推动互相理解，尽管这非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