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页纸换来十万美金
就在一周前，这间“陋室”里的科研团队因为试图探求“小RNA（microRNA）在潜伏感染到活动性结核病中的作用”，而获得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资助的10万美元。有趣的是，这个中国大陆唯一入选的团队，其核心成员是两位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构想写在两页纸上。
不用提交厚厚的申请书，也不必担心没有闪光的头衔，甚至无须提供初始研究数据，这项总投资1亿美元的“探索大挑战”项目，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医学研究资助程序。评审委员会最终从全球4000多份申请表中挑选了104项最具创新性的研究计划，其中不乏“设圈套捕捉病毒”、“把蚊子改造成会飞的疫苗注射器”这类“古怪”的想法。
“或许盖茨的出发点就是鼓励人们异想天开。”在高谦看来，这个“曾经给电脑打开窗户（windows操作系统）的人”正试图为科研创新打开另一扇窗。
试一下无妨
在杨顺遥的印象中，把“小RNA引入结核病研究”的最初构想大约出现在一年前。据这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本科5年级学生回忆，在一次文献交流会上，刚念研一的师兄王川给大家介绍了他通过阅读得到的关于“小RNA”研究的最新动向。
作为专门研究结核病的团队，听了王川的介绍，大家很自然地会产生“小RNA能否引入结核病研究”的想法。不过，杨顺遥说，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作为“未出茅庐”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要去挑战这些大科学项目。
几个月后，高谦在课堂上说起了“探索大挑战”计划，他希望有学生能接受这个挑战。作为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大挑战”计划的一部分，“探索大挑战”是一项总额达1亿美元的5年计划，旨在鼓励全球各学科的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健康领域的创新。高谦注意到，这个不同以往的资助项目流程灵活快速，不要求提供初步资料，而且首轮赠款的重点就是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防治和降低耐药性研究。
现在回想起来，杨顺遥觉得这笔钱简直就是为“被传统资助排除在外的年轻科研人员准备的”。
在高谦的鼓励下，王川和杨顺遥开始研究“小RNA引入结核病研究”的可行性。他们用一个月阅读了与小RNA有关的所有文献，每天都讨论到凌晨。后来适逢上海召开结核病早期分子诊断的国际研讨会，两个“亟须得到帮助”的学生几乎与每位与会专家都交流了这个念头。很多学者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设想”，但“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作为指导老师的高谦，也同样没有把握。
好在两位中国学生还是如期完成了他们的构想。在递交申请表之前，杨顺遥特地检索了一下，她发现这个设想的相关记录是“0”。“既然是原创，那么哪怕会失败，试一下也无妨。”她说。
在评价这个大胆的想法时，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钱秉中博士告诉记者，结核病虽然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但很多机理还不清楚，比如结核病感染者转化为活动性结核病人的原因。此次高谦团队提出的构想，就是从分子学角度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探索。如果有进展的话，对于结核病的预防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中国这个结核病患者人数位居第二的国家来说，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钱秉中特别强调，据他所知：“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专家在正式的研究中提到上述想法。”
2∶104
无论是规则设置还是首轮公布的评选结果，“探索大挑战”始终把“创新”作为重要的评选标准。
但是在公布的104个入选项目中，只有两个来自中国，一个是高谦团队，另一个是香港大学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博士研究疫苗的计划。
盖茨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叶雷博士认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申请并没有满足“探索大挑战”的要求，他们只是希望得到资助来支持已经存在的概念或证据。
实际上，高谦所在的医学院曾经递交了另外一个关于“结核新药开发”的计划。在公布结果之前，连高谦都觉得，“新药”中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前期成果已经发表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从专业的角度看，开发这个结核新药也已经找到了“靶点”（指药物在体内的作用结合位点）。但最终，这个“只欠东风”的项目落选了。
“可能这些年一直在做结核研究，思想反而被禁锢了。碰到问题我会首先想能不能做出来，大多数时候是沿着以前的思路往下做。”高谦认为这样的思路与“探索大挑战”项目并不契合。在采访中，他多次强调，此次入选的新想法主要是由两个学生提出的，自己只是起了“指导作用”。
高谦于2003年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国，在长达10多年的海外求学生涯中，他也从未碰到过类似的基金项目——“不知道你是干吗的，也不在意你是否有研究出结果的资质”。这与国际上大多数科研项目申请的要求大相径庭。高谦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他发现评审者通常看中两点，一是初步的研究成果；二是申请者有没有研究成功的经验。显然，审阅厚厚一摞材料是为了增加项目的成功率。
此次由盖茨基金会发起的“探索大挑战”项目却力求简化申请过程：申请者无须提供初步数据，只需要提交一篇短短两页纸的申请书。
也许正是这样的革新激发了科研工作者们的灵感。从盖茨基金会提供的入选项目简介中，随处可以看到“变革性”的点子：
日本自治医科大学Matsuoka博士打算研发一种基因转录的蚊子，将其作为“飞行的针具”，当蚊子从宿主人体吸取血液时，将在唾液腺中产生疫苗蛋白质，并将其注入人体皮肤内。根据设想，此项研究取得成功后，贫困地区的人们将无须再接受相关免疫接种——蚊子会代劳。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学者想通过分子印记聚合纳米微粒捕获病毒。分子印记法是一种技术，可用于在聚合纳米微粒上创造出三维空洞，于是聚合纳米微粒就可结合有着独特结构的、匹配空洞的蛋白质。“就像锁与钥匙一样，用带有印记的分子捕获病毒，有效地阻止病毒感染细胞。”
在这些设想公布之后，高谦和他的学生们细细研读了104个标题。杨顺遥用“激动人心”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不光因为自己的项目入选，作为研究结核病团队中的一员，她从中看到了10多种研究该病的新思路，比如有人提出要“用幽门螺旋杆菌来治疗结核病”。
“很遗憾网上只有一个标题，但足以让人联想到很多，他究竟要怎么做才能用细菌来治病呢？”杨顺遥发现，像他们所做的一样，所有入选者都在“另辟蹊径”。
硅谷模式？
异想天开也存在另一面——1年后，这些项目极有可能无果而终。盖茨基金会是否为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做好了准备？
对于记者的这个问题，盖茨基金会总部负责全球健康项目的新闻发言人做了如下回复：
“探索就是有意识地去寻求那些对解决目前全球健康领域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有所帮助的、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我们预想到可能有很多，甚至大多数项目都未必能成功。但是，哪怕只有一个或是两个项目可以展现出喜人的结果并最终引发出新的见地，我们便认为那是成功。最初的奖金是相对较少的，只有那些可以拿出存在希望性结果的项目，才会获得额外的资助。”
其中的几个关键词“高风险高回报”、“存在希望性结果的项目获得额外的资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著名的“硅谷投资模式”，即风险投资家向大量设想提供规模相对较小的资金，希望有少数创意能够取得成功，继而成为下一个微软或谷歌。
比较一下，此次“探索大挑战”计划就像是这一模式的翻版。
在高谦看来，这种模式为科研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过去20多年，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始终没有大的突破，也许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用1亿美元买想法，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据高谦介绍，科研人员在美国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民间两方面，其中基金会时常在推动科技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比尔·盖茨之前一个世纪，约翰·洛克菲勒是全球首富，他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众所周知，青霉素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室中马虎操作的结果，但真实情况是，抗生素的研究并未因此取得多大进展，直到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牛津大学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和恩斯特·恰伊姆对其进行开发，其成果才得以成为现代制药业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是贝尔实验室，那里是晶体管、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通信卫星、有声电影以及通信网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自1925年以来，该实验室共获得25000多项专利。实际上，贝尔实验室就是当时的母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慈善产物。后来反垄断限制约束了该公司利用其发明成果的能力，才使人类得以共享这些技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在谈及基金会在推动科技创新时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市场本身并不善于基础创新。原因在于，基础创新具有普遍应用价值，并不针对特定产品，因此不容易被个别公司独占。同时基础创新的实际应用可能需要花费10年或更长时间，而现代金融市场的关注对象是“季度盈利报告”。约翰·凯认为，由于慈善事业是多元化的、长期的，并且能够接受许多项目会失败的事实，因此它反而会支持许多政府、企业不会提供资金却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创新。
不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类似的基金会并不多。高谦因此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是否能够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置类似鼓励创新的项目。
“国内学生真心想做科研的并不多。”这位海归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能设立这样低门槛的项目，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将是极大的鼓励。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评选结果公布前，王川已经作为交换生赴法国学习，项目的入选对他来说是一次“完美的登场”。杨顺遥如今正在联系医院，准备采集患者的血液样本，她打算把这个项目作为本科毕业的论文课题。
“我知道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但哪怕只是得到最粗浅的结果，也算是……”这个出生于1986年的女孩，推了推哈利·波特式的圆框眼镜，寻找合适的措辞：“也算是贡献吧。”
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兴奋的是，至少，有人再想做类似的尝试前，搜索相关记录，将会不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