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引与暗袭

梁子民 毕文昌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1-05 　　　[打印]　[关闭]

    梁：我们曾经就散木的《乱世飘萍》有过一次讨论。最近散木遇到了一个烦恼。中华书局新出了一本名为《邵飘萍与〈京报〉》的新书。散木一看，此书的内容基本都在自己两本有关邵飘萍的专著涵盖之中。他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种手法，是将原著的内容加以压缩，再把原著的体例打乱，造成是自己另起炉灶的假象。剽窃者不显示自己著作的来源或出处，不出示相应的参考文献，甚至也没有一个注释，这种做法，让原作者难以凭据相关法律去讨回公道。他所批评的作者，很快在学术批评网上发文回应：散木先生不经与责任编辑核实，不了解来龙去脉，就公然在网上说人“剽窃”，影响恶劣，是典型的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作者解释，“散木先生的《乱世飘萍》是2006年9月出版，虽然我们的书出版在2008年8月，但这本书的创意产生在2005年11月。书的整体创意是书局的编辑先提出（最早提的就是一人、一报、一时代的思路），作者加以完善，当时就有了与今日非常相近的写作提纲，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散木先生的那本书。创意思路的提纲有作者和编辑的电子邮件为证，有这一丛书的其他作者为证，时间上也有报纸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为证。不能谁先出版，就说别人剽窃了他。这本书的最初几个版本，作者和责编都保留着，上面有完整的引文出处和参考书目，但编辑考虑到要走定价低、书册薄的大众读物路线，就把这些删掉了。作者并不情愿，怕惹麻烦，这是被散木先生诟病，也是作者无奈的地方”。编辑和作者还给散木打来电话，说传主就是那些事，谁抄谁呀？

    毕：散木的情况我了解。他在大学读书时就热心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研究，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他本人虽然和邵飘萍没有血缘关系，但他的父亲郭根先生，曾经是邵飘萍的女婿。他家中积累了大量有关邵飘萍和《京报》的资料，有的是独家的。他研究邵飘萍前后20多年，文章发过不少，直到2006年，又出版了两本以邵飘萍为主题的专著。要说抄，他不可能抄那位年轻作者。但是这位青年作者，从2005年11月编辑提出写书的创意，到2008年8月出书，其间是否参考过散木的著作，我看才是问题的关键。如同研究陈铭德、邓季惺和《新民报》已经很难绕开蒋丽萍一样，研究邵飘萍也很难绕开散木。如果作者在书里公开写明参考了散木的著作，散木不会如此生气。就是在散木提出质疑以后，作者把编辑删掉的引文出处和参考书目重新在网上公布出来，仍不失为澄清问题的办法。

    梁：事情既然已经公开，只有继续澄清真相才是出路。作者要求版主删掉散木的文章，只会欲盖弥彰。中华书局运作这套书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也无法评论。但我对这些年出版界的某些风气颇有体会。有一些出版机构的编辑，特别喜欢策划丛书。老想推出主题相近、篇幅相似的著作，以丛书的形式推向市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专著往往是多年积累的产物，哪有那么多现成的好稿子等着你组织丛书呢？市场的压力很严酷。一个有市场魅力的创意，等不得你十年磨一剑。但一个真正称职的编辑，组织作者队伍时，也应当优先选择那些有多年积累的专家才是。从高处说，可以保证质量。从低处说，也可以避免麻烦。

    毕：此事其实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原创性学术研究和模仿性学术读物。在学术研究中，选题相同是常见的事，但在评价学术时，却应当保持一个基本规则，那就是尊重选题首创权和史料首发权。如果同类选题已有成型的学术著述，后来者必须在研究中有知识的增量。如果同类研究完全没有一条新材料出现，那就要说明其成果来源于之前的著作，尊重之前的研究者。专家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同类研究的脉络关系。有时候单以文字差异不能判断是否抄袭，这就需要学者的良心了。现在有一些著作，明明参考了别人的著作，但又不明确说明来源，好像这些学术工作是自己首次发现。在这方面，外在的规则很难约束。中国古人论学，早就讲过“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是规则，“暗袭”是缺德。发现“暗袭”不难，但要坐实“暗袭”却不易。在这个问题上，“暗袭”者有比较开阔的辩解余地。美国查尔斯·李普森提出过学术研究的三个诚实原则：1．当你声称自己做了某项工作时，你确实是做了。2．当你依赖了别人的工作，你要引注它。你用他们的话时，一定要公开而精确地加以引注，引用的时候，也必须公开而精确。3．当你要介绍研究资料时，你应该公开而真实地介绍它们。无论是对于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文献，还是别的学者的著作，都应该如此。要想在中国学界践行这样的原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