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终决定要活下去
他的话让我感到一种震憾，不知是来自我的内心，还是出自他的尊严。
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手记时，腿上包扎的伤口仍隐隐作痛，3天的采访经历让人不堪回首。每晚躺在床上，眼前浮现的都是几位同行掉落于泥石流中歇斯底里的喊叫，而颤抖地站在只容半只脚的滑坡路上，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那求生的眼神和几乎绝望的表情。
我无法伸出援手，站在坡度近80度的泥石流冲毁的斜坡上，稍一欠身，必定消失在坡下汹涌澎湃的江水之中，幸好当地向导和民兵及时伸手相救，否则我将悔恨终生。
11月4日，我随楚雄市医疗队徒步进入哀牢山原始森林无人区。这是一条几乎没有人走过的山路。在这条山路上，森林密布，溪河纵横，山高险峻，连绵起伏的大山的坡度大多在80度以上。向导说，我们是幸运的，11月的哀牢山不会出现黑熊和毒蛇，但翻越4座海拔2300米的大山让我们几乎虚脱。我们趟过几条没有桥梁的河流，冰冷的河水让人撕心裂肺般痛苦，等爬到半山腰时，只见河水暴涨，声如洪钟，稍晚一点过河，也许就会成为人生的绝唱。
经过8个小时的跋涉，当晚抵达大光山灾民安置点时，我更加绝望，没有电，只有星星点点的篝火，9顶救灾帐篷和灾民自建的简易窝棚。我当时已浑身湿透，无衣可换，而躺在泥地上又多次被冻醒。一位老乡半夜给我拿来的两个刚刚烤熟的洋芋，是安置点最为奢侈的东西。
320名灾民的安置点没有想象中的悲凉，直到我遇到王加存。
我与王加存最早相遇于哀牢山中，他与同村的伙计去我们的出发地搬救灾物资。我们空手而行都异常艰难，更何况他们要背负重达几十公斤的物资。王加存与同行的伙计和我们打了声招呼，满脸堆笑着向我们表示感谢。当第二天见到他时，他仍满脸笑意。我问他家里的情况，他说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没了，那一刻，我突觉如芒在背，而他脸上也失去了憨厚的笑容。
在一堆篝火旁，几位老乡在相互询问着各家的情况，并安慰着王加存。我忽然发现他已泪流满面，当我走过来时，他立刻用双手蒙住泪水四溢的双眼。
第3次见到王加存是在我从灾难现场回安置点的山路上。他说看看能不能把妻子和两个女儿挖出来。他告诉我，得知妻女遇难后，他曾想过自杀，但又想到无人照顾的老父亲和他若死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最终决定要活下去。
当我问他之后有什么打算时，他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安置点，只说了4个字：重建家园。
我当时心中一惊，感觉自己是在采访一个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而非一个躬耕于三分稻田的僻壤农夫。我最终没有把他的话用在新闻稿中，一位数天前失去妻女仍处在悲痛中的农民如何能说出“重建家园”，我时刻都在说服自己，这不是谎言，而是纯朴山民的真情流露。他的高尚与伟岸令我汗颜，他的纯朴与憨厚让来自都市的我们无地自容。他的话让我感到一种震憾，不知是来自我的内心，还是出自他的尊严。
感动无处不在。但记录感动却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微弱的手机信号是我们传送稿件的唯一途径。惊魂未定的同行们用口述或短信的方式向后方传递信息。我问一名随武警进入灾区的摄影记者在翻山时突遇泥石流是否拍到泥石流发生时的震憾图片。他说，命差点没了，还能拍什么照片。
如果没有点信仰，我们是肯定走不进来也不可能再徒步7个半小时走出去。我的父母知道我进灾区，但我却没告诉他们自己受了伤。当他们在网上看到楚雄市委宣传部采写的多位记者受伤的文章，并打电话问我情况时，我心如刀割，泪似冰雨。这就是我选择记者职业的代价：当我们在灾难现场时，不仅要付出巨大的体力，还有不能让亲人担忧的精神的折磨。
进入灾区的记者不止一次地说，再也不从原路返回了。并非不能忍受8个小时的艰辛跋涉，而是不想拿自己的生命为职业付出代价。但灾区粮食紧张不允许我们过久的停留，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行走于生与死的边缘。当41人组成的小分队离开灾区驻地不久，带队的楚雄市市长袁鹏对记者感叹道：“41个人就是41张嘴，我们离开起码能缓解一下灾民吃饭问题。”
我们离开不久，成都军区直升机仅用23分钟就把救援物资送到了我们用8个小时才走到的新华村。当得知直升机已将生活物资运抵安置点时，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兴奋：灾难发生后，楚雄州的官员分7个小分队，带领近千名救援人员徒步抵达遭遇泥石流灾害的各重灾区，他们中最长的走了18个小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原始的救援方式才能得到改变？这不仅可以使救援人员不再无谓地付出牺牲，还可以使灾民们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援。
灾区3天，我忘不了路途的艰险，忘不了灾民的纯朴，更忘不了每天果腹的溪水泡饭，那是我吃过的世上最美的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