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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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假货集中地到财富代名词

温州一路领跑民营经济

本报记者 李松涛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1-10    [打印] [关闭]
    从温州市中心的妙果寺起步,打车不超过20元,中国鞋都产业园的模样就会出现在眼前。

    在温州市西部这个名叫双峪镇的地方,数百家知名、不知名的鞋厂就聚集在宽阔马路的两侧。国内鞋业领军企业的康奈集团也在这个产业园内。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创始人郑秀康端详着自己的皮鞋王国。

    30年前的郑秀康远没有现在这样气定神闲。

    1978年,当时30出头的郑秀康是温州通用机器厂的车间主任。每月50多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虽然已不算少,郑秀康却很苦恼,妻子体弱没有工作,子女年纪尚小,自己的工资捉襟见肘。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郑秀康开始白天上班,晚上学做皮鞋。

    1979年9月,郑秀康做出了第一双皮鞋。拿着这双鞋,师傅左看右看,最后对郑秀康露出了笑脸。

    顺利卖出几双鞋之后,郑秀康开始琢磨,自己什么时候能开个皮鞋厂?他不曾想到,30年后,自己的公司居然占地160亩,拥有4000多名员工,在国外开出2000多家专卖店。

    “30年了,这30年太关键了。”明年就要办理退休手续、安心回家颐养天年的王运正很感慨。从1990年意气风发地治理永嘉虚假广告到两次弃政从商,这位曾经的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如今也已是头发花白。

    30年,带给温州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是现代化和富裕,还有温州人命运的起起伏伏。

    已有1000年历史的妙果寺默默地矗立在温州市中心,面对着眼前的车水马龙,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变迁。

    冲破计划经济的禁锢

    熟悉温州的人都会说,温州地方不大,名气不小。改革开放之前,温州的名气是“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的名气是“活”。

    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地区,虽然也在江南,但却不具备其他鱼米之乡的好条件。从古至今,温州的特点就是资源贫乏。“七山二水一分田”是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仅靠种地无法养家糊口。所以,手工业和商运业是当地人历代赖以生存的主业。

    新中国成立后,个体手工业不再被允许,有数据显示,1978年温州市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5亿元,财政收入1.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13元,低于全国平均133元的水平。

    “改革开放之前的温州人生活非常苦,那个时候的温州和温州人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乱、穷、行为不轨。”今年已经75岁、曾任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宋文光回忆说。

    由于糟糕的形象,曾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发内部文件,不准温州人住大饭店,就是怕温州人偷东西。

    “温州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工厂就是起点。”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当时温州人制作小产品都是靠“捡垃圾”完成的。没有机器设备,就捡工厂丢弃的设备,没有原材料,就捡别人不要的材料重新利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穷怕了的温州人开始悄悄地重拾祖辈的主业,鞋、纽扣、螺丝、五金、线圈、小商标、编织袋等小商品开始从温州的家庭作坊中源源不断地进入全国市场。

    重新启动的家庭手工业已经开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已经出现了万元户,一批在日后成为大集团的企业在这个时期已呱呱落地。

    康奈集团在1980年还是红象皮鞋作坊,赫赫有名的正泰集团在1984年才以求精开关厂的名字成立。

    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在1978年的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公开批判温州。

    温州的经济究竟该怎么发展,当时还是一片混乱。

    1981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打击投机倒把”,一批从事家庭工业的人被以“投机倒把罪”的名义逮捕。温州也不例外。

    1982年夏天的一个黄昏,一个镇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五金大王”胡金林家门口,突然停下来小声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后就迅速地骑走。胡金林转身往屋里奔,从抽屉拽出早已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各样证件,连妻子也没有告诉一声就仓皇地逃出了柳市镇。

    这是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对当年温州个体经济被整治的描述。包括胡金林在内的8个在不同产品领域已经出名的小业主被列入重点打击对象,1982年,这8人最终被判刑入狱,在温州俗称八大王事件。

    这次中央发动的整顿可以说是对刚刚冒头的个体、私营经济一个沉重打击,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在浙江、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脚步缓慢了许多。八大王事件带给温州几十万家庭工业从业者的是无尽的恐惧。

    在王运正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就像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船,随时都可能被推上风口浪尖,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翻。

    1982年年底,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召开大会,颁布了10多条政策,鼓励家庭工业的发展。当时邀请了1000多名专业户、重点户参加。但这些人以为要被批斗,怎么都不愿参加会议,在市政府动员下来到会场,没想到居然被请上了主席台,戴上了大红花。

    1983年,在袁芳烈的直接过问下,八大王得以平反,温州市中院宣布八大王无罪,并归还了其钱物。

    日后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南存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正是看到了八大王平反,才敢于去创办自己的企业,没有这个平反,自己没有胆量去办厂。

    袁芳烈的做法在温州市广受好评,但争议依然存在。

    “浙江省对温州一直有看法,认为温州个体太多,国有太少。”王运正说。1985年年底,袁芳烈调离温州市,也离开经济岗位。

    接替袁芳烈的是当时的金华市委书记董朝才。

    据王运正介绍,董朝才当时来到温州,主要的任务是来纠偏,纠温州私营多国有少的偏。

    在董朝才上任的半年中,没有对外发表过一次言论。那半年,董朝才在基层到处作调查。

    “印象很深的是董朝才三进造船厂。”王运正说,当时温州有一个国营的造船厂,效益很不好,是个“老大难”国有企业。

    董朝才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发现这个船厂已经停工停产,负债数千万,露天场地杂草丛生,电焊条随意丢弃,车间满地垃圾。造船厂厂长向董朝才诉苦,说已经一年发不出工资,三年报不了医药费,职工不断闹事。

    为了解决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董朝才带着50万元的贷款再次来到造船厂,希望能够让造船厂正常运转起来。造船厂也提出了方案,争取在两个月内解决几个主要问题。

    但等两个月之后董朝才第三次来到这个造船厂的时候,他发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工作也没有实质性转变。

    “当时董朝才就不断摇头叹气,说如果按照这个体制搞下去,怎么可能搞活国有企业,不改革没有出路。”王运正说。

    就在董朝才带着“纠偏”的任务在温州市到处考察时,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也在悄悄地发展壮大。桥头纽扣市场、妙果寺服装市场等十个小商品的专业市场已经开始在全国叫响。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温州模式”第一次出现在报端。

    根据王运正提供的数据,1986年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工业的40%、商业的50%、交通服务业的80%。小商品市场已经有100多个,“小商品、大市场”的雏形已经显露。

    温州究竟应该怎样“纠偏”?

    1986年5月,董朝才来到温州之后第一次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温州市委常委会议上、温州市三级干部动员大会上做了工作报告,强调国有、集体、个体要一起上,对所有经济形式都支持。

    “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不等、不靠、不伸手向政府要钱而能发展壮大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就是‘姓社’的”。

    董朝才的说法给了正在观望的温州人一个定心丸。人们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支持即将到来。

    温州试验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

    1986年这一年,刚调回温州的宋文光担任市委副秘书长,他觉得,温州的发展已经到了高潮。

    就在当年11月7日,关于温州成为试验区的精神悄悄地在温州市进行了传达。此时,温州是否成为改革试验区尚未获得中央的首肯,正式宣布温州成为试验区的中央文件在1987年2月才出台。

    “试验区要试验什么?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是否要放手发展。”宋文光告诉记者,中央领导提出要试验,主要就是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态度不明朗,希望“一面实践,一面讨论”。

    早在1985年,温州模式已经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庭工业、个体私营经济的大量兴起。但是,个体、私营经济是否属于剥削经济,是否属于资本主义,争议很大。怎么对待这种经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统一的看法。

    1986年9月底,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温州试验区问题表示同意,要温州积极先干起来。

    很快,温州试验区的消息开始在全国各地传开。从中央机关到各省、市、县,来温州参观考察的络绎不绝。

    1986年的温州,交通还不是很便利,但就是在那一年,国务院三位总理先后来视察。

    宋文光后来回忆,当年温州一共接待了4.4万多人次的参观考察,一下成了全国的热点。

    这一年,《深圳特区报》称之为温州年。

    宋文光告诉记者,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温州试验区的第一个任务,调整所有制结构、发育市场是改革的重点。其中,明确温州为试验区的中央5号文件对温州的试验明确提出,“允许突破现行体制政策”。

    中央5号文件肯定了私人企业在那个阶段的作用。允许私人经济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的正式文件。

    然而,对于温州试验区的争论却一直都没有间断,从温州试验区诞生之初,质疑声就不绝于耳。

    “温州是自由化的典型”,“温州试验什么?试验资本主义”,“温州私人经济不能再放手发展了,而是要大力收缩了”。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1989年4月,有人写信给中央,信中称:“温州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严重、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

    10月,一个署名“吴金候”的人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温州试验区作出了彻底的否定: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

    还有一个医生编了一段顺口溜上告,认为正是由于改革试验区,才造成了温州“妓女满街走,赌博到处有,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

    这样的声音很快引起了浙江省和中央的注意。1989年,浙江省曾有领导建议上报中央撤销温州试验区。同样在1989年一年间,中央先后派出了3个调查组对温州进行调查。

    1989年10月22日,根据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指示,国务院研究室派出黄家全、李小明两名工作人员赶赴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在杭州与浙江省委领导进行谈话之后,黄家全、李小明来到温州,进行了8天的调查。

    这8天中,调查组在温州8个县(区)、13个部门、36个厂矿企事业单位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份《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送中央领导审阅。

    “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温州模式一直都备受争议,很多人把温州模式政治化了。”宋文光说,当时心里非常担心,改革开放刚刚尝到甜头,难道会因为这些争议再走回头路?

    让宋文光松了口气的是,这份调查报告肯定了温州模式,否定了温州模式姓“资”的举报。

    数据显示,从1986年到1996年,温州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其中,最低的1989年为10.5%,最高的1993年为42%。同期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的1992年也仅为14.2%。

    从“晨昏鞋”走向二次创业

    在温州,流传着这样的一句顺口溜:遇到绿灯,要加速开车;遇到红灯,要绕道开车。说的是温州人敏感、善于抓住时机、善于寻找解决办法。

    如果说改革开放头几年温州人是遇到了绿灯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红灯出现了。

    1987年8月,杭州武林广场,5000余双温州生产的劣质鞋被一把大火点燃,从这个时候开始,温州制造开始被打上了假冒伪劣的印记。

    “当时温州生产的鞋确实质量不好。”康奈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津淼告诉记者,在1987年的时候,温州已经有6000多家大大小小的鞋厂,而温州并没有能够支撑这么多鞋厂的技术人员。

    伪劣几乎是那个年代温州鞋的通病。“晨昏鞋”就是当时人们对温州鞋的戏称,一双鞋穿一天就坏。

    1990年,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温州鞋成了全国打假的目标。

    很多商场开始拒售温州货。有些商场觉得郑秀康做的鞋质量不错,但要求其改变产地,才愿意进货。但温州很多中小鞋厂因此停产、消失。

    “我的企业也一样陷入困境。”郑秀康说。1987年,他的企业刚扩大规模到70多人,正是向上发展的时候。眼看艰辛创立的事业陷入困境,郑秀康心里既着急又难过。

    南存辉同样也经历了假冒伪劣风暴。

    就在火烧温州鞋之前的1984年,21岁的南存辉在柳市创办了一家名为求精开关厂的小企业。

    “求精开关厂创办的时候,正是柳市假冒伪劣盛行的时候。”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当时柳市十万供销大军走南闯北,将柳市的低压电器销往全国各地。但当时没有什么技术标准,没有专业工艺,甚至没有货真价实的原材料。一些人甚至用铜触点代替银触点,用铁片代替双金属片,导致各地电力工程事故不断发生。柳市已经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越是作假越能赚钱。

    南存辉跟别人不一样,他跑到上海去请技术员。

    那时候的温州尽管活力很强,但相比上海并无吸引力,从一个国有大厂里挖技术员到私营企业去,别人都认为南存辉是异想天开。

    也许是被南存辉的诚意打动,上海有3位技术人员跟着他来到柳市,白天工作,晚上一起打地铺。

    正是因为这一点,求精开关厂在1987年就成为当地第一个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在1990年中央对柳市低压电器进行彻底的治理、整顿中,原来靠假冒伪劣产品赚大钱的企业纷纷成为被治理整顿的目标,而南存辉的企业却因为较早地注意到质量问题成为了被扶持的企业。

    在考察了意大利的鞋厂之后,1989年,郑秀康引进了温州第一条机械化生产线,将手工制鞋转向机械生产。而这个时候,国内的制鞋厂,即使是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也仍然基本是手工为主,而且没有形成规模。

    1993年,康奈的一双高档鞋卖出400元的价格。同年,康奈拿到了中国鞋王的称号。2001年,康奈在全国的鞋厂中第一个走出国门,在巴黎开设专卖店。

    打击温州假冒伪劣商品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温州企业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新的转变。

    就在温州企业家们还在为甩掉假冒伪劣的帽子想尽办法时,1992年,温州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

    “经过改革开放前13年的发展,温州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宋文光说,但在温州,第一次创业留下了很多突出问题。比如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质量低,基础设施滞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等。

    “二次创业时候的温州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说,当时市政府提出了质量立市工程、名牌兴业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等等,试图从整体上对温州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一次调整。

    如果说温州市第一次创业是从农村改革起步、推动城市改革的话,二次创业则是由城市发展带动农村。

    不仅仅是这些,在这个阶段,企业的发展更加大胆。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这些讲话让温州企业家有了信心。

    “这个时候,企业开始摘下红帽子,改制成有限公司。”周德文说,这个时期是温州高速发展的时期,企业家不再象过去一样,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被国家随时拿去。

    1990年之前,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中,绝大多数采取挂靠方式进行经营活动,也就是戴红帽子,挂集体企业的招牌。当地群众说这类企业是“牌子硬、成分假、财产是私的、管理是公的”的四不象。1987年,全市向工商部门登记的私人企业只有4家。

    宋文光曾在1988年全国农村研究室主任与全国第三次试验区负责人会议上发言称,农民觉得集体企业太公,怕统,私人企业太私,怕割资本主义尾巴。

    当时人们的顾虑由此可见,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不明朗让很多企业不得不戴着红帽子经营,以求平稳。

    “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个大转折点。”宋文光说,由于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1992年温州市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88亿,比1991年增长了46.7%。

    时代在一步步前进。1992年后的温州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这里越来越成为财富的代名词。

    从全国来看,10%-20%的服装、鞋,70%以上的剃须刀、锁具、眼镜,90%以上的打火机都来自温州制造,五金制品、低压电器、汽摩配件、陶瓷制品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产自温州。

    在全国其他地方还不知什么是投资时,温州人已经开始了资本的扩张。房地产、煤矿、国有企业改制、水电站,20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寻找着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在温州,民间资本就高达6000亿元。

    30年缓缓走过,尽管一路领先,却有不少人对温州的未来并不乐观。

    “温州的未来就会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很难再继续领跑。”在洪振宁看来,温州的自身条件并不足以支撑温州继续走在全国的前面。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还在睡觉,温州已经开始骑自行车向前跑,一旦上海醒过来,开的是小汽车,很快就会超过温州。

    温州能否继续领跑?温州人正用行动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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