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路领跑民营经济
在温州市西部这个名叫双峪镇的地方，数百家知名、不知名的鞋厂就聚集在宽阔马路的两侧。国内鞋业领军企业的康奈集团也在这个产业园内。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创始人郑秀康端详着自己的皮鞋王国。
30年前的郑秀康远没有现在这样气定神闲。
1978年，当时30出头的郑秀康是温州通用机器厂的车间主任。每月50多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虽然已不算少，郑秀康却很苦恼，妻子体弱没有工作，子女年纪尚小，自己的工资捉襟见肘。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郑秀康开始白天上班，晚上学做皮鞋。
1979年9月，郑秀康做出了第一双皮鞋。拿着这双鞋，师傅左看右看，最后对郑秀康露出了笑脸。
顺利卖出几双鞋之后，郑秀康开始琢磨，自己什么时候能开个皮鞋厂？他不曾想到，30年后，自己的公司居然占地160亩，拥有4000多名员工，在国外开出2000多家专卖店。
“30年了，这30年太关键了。”明年就要办理退休手续、安心回家颐养天年的王运正很感慨。从1990年意气风发地治理永嘉虚假广告到两次弃政从商，这位曾经的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如今也已是头发花白。
30年，带给温州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是现代化和富裕，还有温州人命运的起起伏伏。
已有1000年历史的妙果寺默默地矗立在温州市中心，面对着眼前的车水马龙，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变迁。
冲破计划经济的禁锢
熟悉温州的人都会说，温州地方不大，名气不小。改革开放之前，温州的名气是“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的名气是“活”。
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地区，虽然也在江南，但却不具备其他鱼米之乡的好条件。从古至今，温州的特点就是资源贫乏。“七山二水一分田”是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仅靠种地无法养家糊口。所以，手工业和商运业是当地人历代赖以生存的主业。
新中国成立后，个体手工业不再被允许，有数据显示，1978年温州市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5亿元，财政收入1．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13元，低于全国平均133元的水平。
“改革开放之前的温州人生活非常苦，那个时候的温州和温州人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乱、穷、行为不轨。”今年已经75岁、曾任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宋文光回忆说。
由于糟糕的形象，曾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发内部文件，不准温州人住大饭店，就是怕温州人偷东西。
“温州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工厂就是起点。”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当时温州人制作小产品都是靠“捡垃圾”完成的。没有机器设备，就捡工厂丢弃的设备，没有原材料，就捡别人不要的材料重新利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穷怕了的温州人开始悄悄地重拾祖辈的主业，鞋、纽扣、螺丝、五金、线圈、小商标、编织袋等小商品开始从温州的家庭作坊中源源不断地进入全国市场。
重新启动的家庭手工业已经开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已经出现了万元户，一批在日后成为大集团的企业在这个时期已呱呱落地。
康奈集团在1980年还是红象皮鞋作坊，赫赫有名的正泰集团在1984年才以求精开关厂的名字成立。
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在1978年的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公开批判温州。
温州的经济究竟该怎么发展，当时还是一片混乱。
1981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打击投机倒把”，一批从事家庭工业的人被以“投机倒把罪”的名义逮捕。温州也不例外。
1982年夏天的一个黄昏，一个镇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五金大王”胡金林家门口，突然停下来小声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后就迅速地骑走。胡金林转身往屋里奔，从抽屉拽出早已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各样证件，连妻子也没有告诉一声就仓皇地逃出了柳市镇。
这是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对当年温州个体经济被整治的描述。包括胡金林在内的8个在不同产品领域已经出名的小业主被列入重点打击对象，1982年，这8人最终被判刑入狱，在温州俗称八大王事件。
这次中央发动的整顿可以说是对刚刚冒头的个体、私营经济一个沉重打击，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在浙江、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脚步缓慢了许多。八大王事件带给温州几十万家庭工业从业者的是无尽的恐惧。
在王运正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就像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船，随时都可能被推上风口浪尖，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翻。
1982年年底，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召开大会，颁布了10多条政策，鼓励家庭工业的发展。当时邀请了1000多名专业户、重点户参加。但这些人以为要被批斗，怎么都不愿参加会议，在市政府动员下来到会场，没想到居然被请上了主席台，戴上了大红花。
1983年，在袁芳烈的直接过问下，八大王得以平反，温州市中院宣布八大王无罪，并归还了其钱物。
日后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南存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正是看到了八大王平反，才敢于去创办自己的企业，没有这个平反，自己没有胆量去办厂。
袁芳烈的做法在温州市广受好评，但争议依然存在。
“浙江省对温州一直有看法，认为温州个体太多，国有太少。”王运正说。1985年年底，袁芳烈调离温州市，也离开经济岗位。
接替袁芳烈的是当时的金华市委书记董朝才。
据王运正介绍，董朝才当时来到温州，主要的任务是来纠偏，纠温州私营多国有少的偏。
在董朝才上任的半年中，没有对外发表过一次言论。那半年，董朝才在基层到处作调查。
“印象很深的是董朝才三进造船厂。”王运正说，当时温州有一个国营的造船厂，效益很不好，是个“老大难”国有企业。
董朝才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发现这个船厂已经停工停产，负债数千万，露天场地杂草丛生，电焊条随意丢弃，车间满地垃圾。造船厂厂长向董朝才诉苦，说已经一年发不出工资，三年报不了医药费，职工不断闹事。
为了解决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董朝才带着50万元的贷款再次来到造船厂，希望能够让造船厂正常运转起来。造船厂也提出了方案，争取在两个月内解决几个主要问题。
但等两个月之后董朝才第三次来到这个造船厂的时候，他发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工作也没有实质性转变。
“当时董朝才就不断摇头叹气，说如果按照这个体制搞下去，怎么可能搞活国有企业，不改革没有出路。”王运正说。
就在董朝才带着“纠偏”的任务在温州市到处考察时，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也在悄悄地发展壮大。桥头纽扣市场、妙果寺服装市场等十个小商品的专业市场已经开始在全国叫响。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温州模式”第一次出现在报端。
根据王运正提供的数据，1986年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工业的40％、商业的50％、交通服务业的80％。小商品市场已经有100多个，“小商品、大市场”的雏形已经显露。
温州究竟应该怎样“纠偏”？
1986年5月，董朝才来到温州之后第一次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温州市委常委会议上、温州市三级干部动员大会上做了工作报告，强调国有、集体、个体要一起上，对所有经济形式都支持。
“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不等、不靠、不伸手向政府要钱而能发展壮大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就是‘姓社’的”。
董朝才的说法给了正在观望的温州人一个定心丸。人们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支持即将到来。
温州试验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
1986年这一年，刚调回温州的宋文光担任市委副秘书长，他觉得，温州的发展已经到了高潮。
就在当年11月7日，关于温州成为试验区的精神悄悄地在温州市进行了传达。此时，温州是否成为改革试验区尚未获得中央的首肯，正式宣布温州成为试验区的中央文件在1987年2月才出台。
“试验区要试验什么？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是否要放手发展。”宋文光告诉记者，中央领导提出要试验，主要就是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态度不明朗，希望“一面实践，一面讨论”。
早在1985年，温州模式已经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庭工业、个体私营经济的大量兴起。但是，个体、私营经济是否属于剥削经济，是否属于资本主义，争议很大。怎么对待这种经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统一的看法。
1986年9月底，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温州试验区问题表示同意，要温州积极先干起来。
很快，温州试验区的消息开始在全国各地传开。从中央机关到各省、市、县，来温州参观考察的络绎不绝。
1986年的温州，交通还不是很便利，但就是在那一年，国务院三位总理先后来视察。
宋文光后来回忆，当年温州一共接待了4．4万多人次的参观考察，一下成了全国的热点。
这一年，《深圳特区报》称之为温州年。
宋文光告诉记者，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温州试验区的第一个任务，调整所有制结构、发育市场是改革的重点。其中，明确温州为试验区的中央5号文件对温州的试验明确提出，“允许突破现行体制政策”。
中央5号文件肯定了私人企业在那个阶段的作用。允许私人经济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的正式文件。
然而，对于温州试验区的争论却一直都没有间断，从温州试验区诞生之初，质疑声就不绝于耳。
“温州是自由化的典型”，“温州试验什么？试验资本主义”，“温州私人经济不能再放手发展了，而是要大力收缩了”。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1989年4月，有人写信给中央，信中称：“温州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严重、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
10月，一个署名“吴金候”的人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温州试验区作出了彻底的否定：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
还有一个医生编了一段顺口溜上告，认为正是由于改革试验区，才造成了温州“妓女满街走，赌博到处有，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
这样的声音很快引起了浙江省和中央的注意。1989年，浙江省曾有领导建议上报中央撤销温州试验区。同样在1989年一年间，中央先后派出了3个调查组对温州进行调查。
1989年10月22日，根据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指示，国务院研究室派出黄家全、李小明两名工作人员赶赴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在杭州与浙江省委领导进行谈话之后，黄家全、李小明来到温州，进行了8天的调查。
这8天中，调查组在温州8个县（区）、13个部门、36个厂矿企事业单位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份《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送中央领导审阅。
“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温州模式一直都备受争议，很多人把温州模式政治化了。”宋文光说，当时心里非常担心，改革开放刚刚尝到甜头，难道会因为这些争议再走回头路？
让宋文光松了口气的是，这份调查报告肯定了温州模式，否定了温州模式姓“资”的举报。
数据显示，从1986年到1996年，温州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其中，最低的1989年为10.5％，最高的1993年为42％。同期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的1992年也仅为14.2％。
从“晨昏鞋”走向二次创业
在温州，流传着这样的一句顺口溜：遇到绿灯，要加速开车；遇到红灯，要绕道开车。说的是温州人敏感、善于抓住时机、善于寻找解决办法。
如果说改革开放头几年温州人是遇到了绿灯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红灯出现了。
1987年8月，杭州武林广场，5000余双温州生产的劣质鞋被一把大火点燃，从这个时候开始，温州制造开始被打上了假冒伪劣的印记。
“当时温州生产的鞋确实质量不好。”康奈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津淼告诉记者，在1987年的时候，温州已经有6000多家大大小小的鞋厂，而温州并没有能够支撑这么多鞋厂的技术人员。
伪劣几乎是那个年代温州鞋的通病。“晨昏鞋”就是当时人们对温州鞋的戏称，一双鞋穿一天就坏。
1990年，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温州鞋成了全国打假的目标。
很多商场开始拒售温州货。有些商场觉得郑秀康做的鞋质量不错，但要求其改变产地，才愿意进货。但温州很多中小鞋厂因此停产、消失。
“我的企业也一样陷入困境。”郑秀康说。1987年，他的企业刚扩大规模到70多人,正是向上发展的时候。眼看艰辛创立的事业陷入困境，郑秀康心里既着急又难过。
南存辉同样也经历了假冒伪劣风暴。
就在火烧温州鞋之前的1984年，21岁的南存辉在柳市创办了一家名为求精开关厂的小企业。
“求精开关厂创办的时候，正是柳市假冒伪劣盛行的时候。”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当时柳市十万供销大军走南闯北，将柳市的低压电器销往全国各地。但当时没有什么技术标准，没有专业工艺，甚至没有货真价实的原材料。一些人甚至用铜触点代替银触点，用铁片代替双金属片，导致各地电力工程事故不断发生。柳市已经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越是作假越能赚钱。
南存辉跟别人不一样，他跑到上海去请技术员。
那时候的温州尽管活力很强，但相比上海并无吸引力，从一个国有大厂里挖技术员到私营企业去，别人都认为南存辉是异想天开。
也许是被南存辉的诚意打动，上海有3位技术人员跟着他来到柳市，白天工作，晚上一起打地铺。
正是因为这一点，求精开关厂在1987年就成为当地第一个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在1990年中央对柳市低压电器进行彻底的治理、整顿中，原来靠假冒伪劣产品赚大钱的企业纷纷成为被治理整顿的目标，而南存辉的企业却因为较早地注意到质量问题成为了被扶持的企业。
在考察了意大利的鞋厂之后，1989年,郑秀康引进了温州第一条机械化生产线，将手工制鞋转向机械生产。而这个时候，国内的制鞋厂，即使是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也仍然基本是手工为主，而且没有形成规模。
1993年，康奈的一双高档鞋卖出400元的价格。同年，康奈拿到了中国鞋王的称号。2001年，康奈在全国的鞋厂中第一个走出国门，在巴黎开设专卖店。
打击温州假冒伪劣商品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温州企业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新的转变。
就在温州企业家们还在为甩掉假冒伪劣的帽子想尽办法时，1992年，温州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
“经过改革开放前13年的发展，温州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宋文光说，但在温州，第一次创业留下了很多突出问题。比如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质量低，基础设施滞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等。
“二次创业时候的温州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说，当时市政府提出了质量立市工程、名牌兴业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等等，试图从整体上对温州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一次调整。
如果说温州市第一次创业是从农村改革起步、推动城市改革的话，二次创业则是由城市发展带动农村。
不仅仅是这些，在这个阶段，企业的发展更加大胆。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这些讲话让温州企业家有了信心。
“这个时候，企业开始摘下红帽子，改制成有限公司。”周德文说，这个时期是温州高速发展的时期，企业家不再象过去一样，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被国家随时拿去。
1990年之前，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中，绝大多数采取挂靠方式进行经营活动，也就是戴红帽子，挂集体企业的招牌。当地群众说这类企业是“牌子硬、成分假、财产是私的、管理是公的”的四不象。1987年，全市向工商部门登记的私人企业只有4家。
宋文光曾在1988年全国农村研究室主任与全国第三次试验区负责人会议上发言称，农民觉得集体企业太公，怕统，私人企业太私，怕割资本主义尾巴。
当时人们的顾虑由此可见，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不明朗让很多企业不得不戴着红帽子经营，以求平稳。
“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个大转折点。”宋文光说，由于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1992年温州市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88亿，比1991年增长了46.7％。
时代在一步步前进。1992年后的温州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这里越来越成为财富的代名词。
从全国来看，10％－20％的服装、鞋，70％以上的剃须刀、锁具、眼镜，90％以上的打火机都来自温州制造，五金制品、低压电器、汽摩配件、陶瓷制品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产自温州。
在全国其他地方还不知什么是投资时，温州人已经开始了资本的扩张。房地产、煤矿、国有企业改制、水电站，20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寻找着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在温州，民间资本就高达6000亿元。
30年缓缓走过，尽管一路领先，却有不少人对温州的未来并不乐观。
“温州的未来就会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很难再继续领跑。”在洪振宁看来，温州的自身条件并不足以支撑温州继续走在全国的前面。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还在睡觉，温州已经开始骑自行车向前跑，一旦上海醒过来，开的是小汽车，很快就会超过温州。
温州能否继续领跑？温州人正用行动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