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见证
胡清华出现在映秀小学时正是课间，孩子们在小操场上打乒乓球，忽然一个男孩跑过来，“一会儿过来和我们耍吧。”他对胡清华说。“我在他们那里当驻村干部”，胡清华说，他转过头告诉男孩：“他们是来采访我的”，小男孩没说话，瞪着眼睛想了想，咧着嘴乐了。
11月4日上午发生的这一幕微不足道，却成为胡清华和男孩成长中难以抹灭的印记。胡清华是2008年西部计划抗震救灾专项行动志愿者中的一员，服务于映秀镇政府。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后，团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在中东部19个省（市）和部分受灾省份增招1090名志愿者赴四川、甘肃、重庆地震灾区，开展为期1年的灾后重建志愿服务。
团汶川县委副书记刘扬说，“在帮助灾区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收获了成长。”
当激情遭遇考验
张炯理站在白色“蒙古包”外，蓝色志愿者服装让他的面孔更显黝黑，“里面太乱了。”他并没有将记者往里让的意思。“蒙古包”里，白色充气床垫上，只有一条垫被和一条军绿色棉被，在11月的汶川县隆溪乡，这一切都显得太单薄了。“现在已经比住蓝色帐篷时暖和多了。”张炯理说。
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志愿者到灾区后面临的第一个考验。7月15日，梁美玉到达汶川县绵虒镇，那是她第一次住帐篷。帐篷设在公路旁，每次过车，都来回摆荡；中午帐篷里的温度有38摄氏度；下雨时，里面变成池塘；下午刮风沙，坐在桌子对面的两个人都看不清对方的脸……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这样的环境让梁美玉有些始料不及。
“基层工作很繁重。”梁美玉说。救灾物资分发、资料统计、过渡房建设督促、地质灾害点排查……一件件接踵而来，让她应接不暇。
这些怀着“激情”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到灾区后，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实际问题：杨作在分配物资时发现，受灾群众可能因为一床被子是素色而不是花色的起争执；农房重建资金下放时，他还要面对“为什么别人都有钱拿我没有”的疑问。孙宗宝在灾区成了“全能型”人才，身兼团委书记、出纳、婚姻登记员、重建物资审核员数职。周海林在四个月中体验了多重角色：从文秘到打字员，从接线员到维修工，从清洁工到搬运工……
当“激情”遇上基层繁琐的工作、专业不对口、心理预期与现实不符等问题时，落差随之产生。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志愿者希望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做党政工作的志愿者则羡慕从事专业工作的志愿者。
青川县卫生局办公室的志愿者冉玉霞觉得最近“有点闷”。冉玉霞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护理系，曾在地震后赴绵竹服务，现在她在卫生局的板房办公室做行政工作。
但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人都知道，能让这个20岁姑娘“不闷”，最好的办法就是“下乡”。
“大学生都比较理想化，但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很小，做不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只要我能帮他们解决一点困难。”九寨县马家乡志愿者李杉杉说。
激情如何落地
“现在放松，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情境：假设你走在森林中，忽然一个白影走近。你听到了朋友呼救，扶着他走到河边……你呼喊了很久却一直没人来，朋友渐渐不行了……”
这是志愿者周海林给映秀小学四年级学生上的一堂心理公开课，主题是“做情绪的主人”。周海林是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虽然被分在映秀镇办公室工作，但他常在下班后来映秀小学给孩子们上课。
在灾区，年轻的志愿者们扮演着“全能者”的角色，但实际上，这些大学生大多是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次经历余震、第一次面对死难者亲属，他们力量有限，害怕犯错，害怕“任何失误给孩子带来再次伤害”。
“这些孩子很多都亲眼目睹同伴遇难。我们要做的不是治疗和改变他们，而是尽力让他们恢复到地震前的生活。”周海林说。
孩子们很投入，每个人都举手回答。但周海林告诉记者，他们说出来的只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要想深入他们的内心还要等心理档案系统建立起来。
汶川县的很多志愿者羡慕段安康，因为他能从事本专业工作。现在，段安康已是村里的“名医”，他穿着白大褂，指着远处的大山说：“每次带医疗队上去，都要花一天时间。”算上段安康，隆溪乡联合村卫生院也只有4名大夫。
每次带医疗队上山，段安康都从老百姓的眼中看到对医疗的渴望。一次，他上山做防疫工作，一位羌族的老婆婆拦住他，用衣襟兜了好几个土豆，“地震后他们什么都没了，土豆是最好的东西。她还挑了最大的给我。”说起这些，段安康难掩感动。
在被感动的同时，还有许多事情是志愿者无法解决的。段安康坦言前段时间比较“郁闷”，这个医学专业的学生面对生命消逝，感到无奈。“当地抗生素使用不规范，又没有呼吸机，很多手术做不了。”段安康说。山上的一位农妇喝农药自杀，段安康花了2个多小时才爬上山，他到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村民不知道，他们以为救不了。但我知道，不是这样，其实是可以挽回的。”
“感动中带着痛苦和无助。”周海林也这样说，“面对村民的痛哭流涕我觉得很无助，但这些并没有成为工作的阻碍。我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5·12”地震后，疏导青少年心理成为灾后重建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像周海林这样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们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在废墟上成长
睡过帐篷、彩条布搭的布房，经历余震、“9·24”洪水、生活不适应和心理落差后，志愿者们已经在灾区走完第四个月。
“好奇”和“落差”被留在身后，成为这群人成长的印记。
团汶川县委副书记刘扬回忆，7月中旬去成都接这批西部计划志愿者时，感觉就像带了个旅行团。初到灾区，这些志愿者看什么都新鲜：路过断桥或看见雪山，他们都要冲下车拍照留念。
“那时从成都一路过来，感觉他们还是小孩。”2006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在青川县孔溪乡工作的刘夕森，从成都接回了两批志愿者。2007年志愿者见到他时问：“青川在哪？条件怎么样？”而2008年志愿者的问题则是：“青川受灾情况怎么样？生活环境如何？”
现在，在刘扬看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在思想上已经变得很成熟。
“大事小事都要做。”青川县关庄镇志愿者刘婵说。刘婵的工作是在办公室守着三部电话，在余震后给各乡打电话收集情况。各乡的电话她都能背下来了，刘婵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救死扶伤那么光荣伟大，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虽然在做小事，但是责任重大”。
“抛开专业，从小事做起，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八一乡的志愿者陈明健说。
“太多的人让我成长，太多的事让我坚毅，太多的感受让我坚持。”周海林说，“虽然和来之前的预期有差距，但我收获了人生的成长”。
照片：11月3日上午，四川省茂县幼儿园的西部计划抗震救灾专项行动志愿者柏宇和刚过完3岁生日的唐畅在一起，她在这里不仅要负责小班的英语教学，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 本报记者 王晶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