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的筐能否盛得下打工学校的土豆
“拆”字的刺眼，在外来的孩子们那里，也未必是熟视无睹的，他们一样不喜欢写着“拆”字的教室。在日记中，他们这样记录下猝遭变故引起的心理震荡：“我们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光明的教室？……现在天越来越冷了，外面天黑得也越来越早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等多久……”然而，光明的公立学校离他们依然很远。
他们的父母经济条件有限，甚至很难负担起公立学校每天中午六元钱的午餐；他们的父母从业卑微，卖菜、捡破烂，办不来工作证；他们的父母工作时间不确定，很难按时接送孩子；还有那些置身公立学校无影无形却又随处不在的歧视……按说，这些都是小小不言的“下情”，都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消失，可现在却切实困扰着这些外来的家长和孩子。
公立学校很近，近到了民间的呼声开始得到政府回应，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近年已投入2100万元对接受打工子弟学生的公办学校进行扩建，一切似乎水到渠成；公立学校又很远，远得不符合他们眼下的身份和处境。在农民工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之前，先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似乎仍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障碍也决定了教育主管部门眼中落后破烂的打工子弟学校，很难一下子取缔。
公立学校的“筐”能否盛得下打工子弟学校这颗“土豆”？至少就目前的情形看，并不是特别乐观。这些进了城的“土豆”，因为携带了固有的泥土气息，也因为其前世今生的天然落差，所以很难一下子就脱胎换骨。这里边的主观意愿是软性的制约，而客观的实际则是硬性的制约。一纸号令很直接痛快，自然也大获民心，但与号令偕行的，还应该有些配套的具体举措。
这些年来，尽管各地都加大了对公立学校的投入，但与实际需求相比，这些努力显得很不够。其中既有政府财政投入偏低的制约，也有认识不到位的因素。此外，过于强调在某个时间段前全部取缔打工学校，则可能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政绩工程。就像贵阳市教育局局长李秉中所说，民办学校确实不够条件，但你得承认它，孩子有学上总比没学上强。
公立学校不愿、不能，或者暂时盛不下打工子弟学校里的那些“土豆”，而方方面面又在合力挤压因陋就简的打工学校。那么，这些原本也珠圆玉润的“土豆”，大概也只能返回爷爷奶奶们留守的家乡，或者流落在城市的街巷。2007年春节，那些可爱的打工子弟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朗诵的《心里话》言犹在耳：别人和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如此教育背景，又拿什么去和别人“比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