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给杨湘洪一个“不适任”结论
杨湘洪滞法不归，据说是“有人告他”。我们并未掌握他违法犯罪的确切证据，“疑罪”从无，所以要让杨湘洪继续做官。在这个逻辑前提下，温州市委派出工作组赴法，欲劝其回国，近日已无功而返。
要劝返杨湘洪，就要问问他愿不愿意回国。有关部门保证他回国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继续担任党内外原职。最近还有一位人士建议，如果尚未掌握杨湘洪的犯罪事实，可从党纪政纪角度劝返，承诺回来后可以继续担任原来职务，或调任相应职务，仅作批评，不作处分。
逻辑恰恰在这里断裂，给杨湘洪保留官职实则很不合逻辑。普通公民出国旅游，还不能擅自离开。而杨湘洪作为官方代表团率团主官，在国外找个借口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本身就违反了外事纪律。跑到外国去向组织递交辞呈，这本身就不正常。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官员已辜负人民托付之重，必须让他下台。
或许有人觉得，对杨湘洪暂不作结论，有利于劝返。而劝返一位滞外官员，无论是对于保全政府体面，还是作为反腐败策略，都是必要的。有检察机关人士说，劝返相比引渡，步骤简单，成本低廉。把滞外官员劝回来，他就处于我们的掌控中，如果他没有问题，就让他继续做官；如果将来发现问题，也可以采取措施。
这实在是低估了滞外官员的智力，误解了一个正常成年人的理智水平和责任能力。一名官员瞅准出访机会，找个借口溜之大吉，想必是经过了精心策划，选择往往是“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也是最后一招。一个人可以在街头徘徊，甚至可以在婚姻上反悔，但他不可以在公共政治中出尔反尔。他必须走好每个步骤，并承担相应后果。
一名官员，既然已跨出滞外这一步，实际上他已没有回头路。诱之以“利”，保证让他回国之后继续做官，这高估了官位对于某些“成功人士”的重要性。在国内，当官自然“前途无量”。但如果有了钱，可以到国外“发展”，官位就可能黯然失色。滞外算一种“自我暴露”，选择暴露后再返回，简直是自投罗网。
如果一名官员，一会儿滞外不归，一会儿慨然归来，把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不仅让政府尴尬，也让自己难堪。政治生活不排斥情感，有时候政治人物也会有情绪波动、失言失态，但整个人必须建基于理性之上。唯其如此，官员才是公众可以预测和可信任的。一名不理性的官员，政府干吗非让他当官不可？人民凭什么选他做官？
我们应当选择的，只能是诉诸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