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临:戏剧顽童
导演黄蜀芹看见，一个满头银发、西装革履的老头，像“迟到不敢进课堂的孩子般”，微蹲着瘦小的身体，从排练厅外的门缝里往里张望，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熠熠发光。
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在上海安福路的排练厅外，她又逮着了父亲，80多岁的戏剧大师黄佐临。
这个老头早就该退休了。1983年，就有人传言，77岁的黄佐临要导最后一部“封箱戏”，可这个老头似乎还没玩够，怎么也不肯“封”箱子。从那年开始，他又连续导了6部戏。85岁高龄，他甚至还在跟一帮“先锋青年”玩话剧，“拨响”了他最后一部作品《闹钟》，直到病痛把他捆在病床上，动弹不得。
这位戏剧大师，一生导演了近百出话剧与十多部电影，和焦菊隐并称为“南黄北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院长和名誉院长44年。
没人说得清，年轻的黄佐临，从英国留学归来，在洋行拿月俸600两白银，这样一个金领，怎么就甘愿辞职，做一个当时被认为是下九流的“戏子”？
女儿黄蜀芹唯一的解释是，父亲就是个爱跟戏剧“风车”玩耍的老小孩，是“黄·吉诃德”。
这个大顽童把舞台玩到了家里。1944年,他把买办父亲遗留下来的“宫殿”般的大宅子，当成了收容“流浪艺人”的排练场。每天，黄佐临布置台词、形体作业让演员练习。寄宿在他家15岁的小演员黄宗英，每天头顶水罐，从铺着高级地毯的楼梯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遍。
黄佐临导戏花样百出，人称“黄噱头”。为了省人手，他让乐队指挥在《牛郎织女》里客串演牛郎，织女在地上，他戴着牛头耕地，织女一上天，就摘下牛头到乐池来指挥。
他导陈白尘编剧的《升官图》，把铸有“太平通宝”字样的大铜钱摆在台上，中间的铜钱眼，就是连接内外室的门，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员就在这铜钱眼里钻进钻出。他导《大马戏团》，给爱撒尿的马挂铅桶上台，谁知尿声更大，最后给它五花大绑，缠上“尿布”上场。他导演《表》，为了拉高票房，就把电影院的钟表封起来让观众猜时间。
他戏迷无数，三教九流的人都喜欢他。走在大街上，常有人指着他：“看，黄佐临，上海最有名的大道具！”
偶尔，“黄噱头”也有无“噱头”可玩，被砸场子的时候。限于经费，他常选一个景的戏，又被称“黄一景”。有一回戏演到一半，一个国民党军官忽然从观众席里跳上台去，把布景全部踢倒，大声吼道：“老子花钱看戏，你们演来演去，怎么不换景！”
在沉闷的年代，好玩的人很容易把“噱头”玩过火。1959年，黄佐临引进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个剧主题冷、场景冷，是戏剧“间离效果”理论的代表作，起初，剧场被不知“布莱希特是人名还是地名”的观众挤得满满当当，可演到最后，台下只有一个观众——巴金。
从此，他又多了个称号——“胆大爸爸”。
在人们穿着单调、只求填饱肚子，美丽是件奢侈事儿的1962年，黄佐临大胆地提出了“写意戏剧观”，大谈戏剧美学。可当时大多数人、甚至自己的女儿黄蜀芹，也不理解这种戏剧观，直到25年后，他的戏剧主张才得到充分的舞台实践。
文革结束后，被下放的黄佐临，又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个老宅子，文革期间被作为肝炎隔离病房，“到处充满了细菌”，他把家一切恢复原样，包括地毯的颜色，沙发的格局，家又成了以前他排戏的舞台。
八旬老头儿还像小孩子过节一样玩戏剧。他突发奇想要以昆曲，演绎莎士比亚作品。在《血手记》里，他用了很多戏曲的抢背、甩发、水袖、髯口。在他生前最后一个春节，他给《闹钟》的编剧赵耀民寄出一张贺年卡，上面画着一只闹钟，这正是他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早年，黄佐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商科，只是个“业余的戏剧爱好者”。他把自己写的一个剧本寄给萧伯纳，萧在回信中告诉黄佐临：“如果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做门徒，必须依赖本人的自我生命，独创一格。”
这便成了黄佐临一生的座右铭，他跟戏剧玩耍了60年，“独创一格”了一辈子，直到他玩累了，睡着了。
如今，上海图书馆还保存着萧伯纳送给黄佐临的一本羊皮相册。那时，萧伯纳说，将来你有了满意的演出，就把剧照贴在上面。至今，这本相册仍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