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
有一次，一位去他家做客的商人看到一屋子古书，惊讶之余，脱口而出：“你哪儿找来这么多烂纸？”韦力心有所感，将“烂纸”二字倒过来，把他的善本书室称作“芷兰斋”。
“多有意思啊，我眼中的芳草，别人眼中的烂纸。”韦力说罢，淡定一笑。
在收藏界，韦力被公认为“中国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今年6月，国家图书馆举办“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近400件展品中仅有一部来自民间，即韦力所藏的辽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1994年，这件绝无仅有的“辽藏”从一个“红卫兵”手中流出，价格很快被抬到30万元。就在国家图书馆的专家们还在研讨“要不要追加预算”时，韦力举起了竞价牌。
如今，这件珍品被小心翼翼地存放在天津郊外“西苑书楼”里。据一位有幸参观过书楼的学者描述，这位“藏书爱好者”所藏“古籍逾百架，唐、五代、宋、辽、金之所藏皆有可称道者，另有明刊本千余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数架……皆按经、史、子、集排序，再结合年代、版本分类收藏。”
就韦力而言，雅好收藏是一种天性。自儿时起，他就热衷于搜集“烟标”“粮票”。十多岁的时候，他偶然在一张旧报上读到郑振铎1950年代去香港收购旧书的报道，由此引发了对古书的兴趣。但在那个破四旧的年代，古书收藏只是个别“高级官员”的专属，少年韦力没有接触古本的机会。
直到1981年，还在上中学的韦力攒了80元买了一套古书，那是一部以五色印刷的武英殿版的《古文渊鉴》。“我一下子就被那种美震撼了，才发现原来古书并不都是泛黄卷边。”后来，在天津一位老先生的引导下，韦力开始系统研读经史子集和藏书史，慢慢从中体悟到古书“回味无穷”的妙处。
1988年，中文系毕业的韦力在一家三资企业中担任中外双方代表，月薪3800美元。凭借这个在当时“天文数字般的收入”，韦力找到许多文革后被退还旧物的家庭，成批地收集古书。
因为“千金散尽为收书”，韦力常以“聚书好货，均为一贪”自嘲。唐代的柳宗元在《蹺譓传》里提到蹺譓这种奇怪的小虫，在路上看见任何东西，都想要背在身上，弄得自己越来越累。韦力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好负物”的小虫。
“刚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爱书也只是贪多务得之欲，跟别人爱钱没有什么分别。”韦力摆摆手说道。
时至今日，他每年仍然要花费数百万元收购善本。但在收藏圈，人人都知道“韦力只进不出”。
“不卖书不是清高，只是对自己心性的控制。”在这个成功的商人看来，人生在世，“为稻粱谋”而做的事太多，因此务求在自己的书楼中留一方净土。
为了追寻古代藏书家们的余痕，韦力曾用5年的时间，走遍了大江南北所有古书中曾有记载的书楼，结果却让他失落——大约一半的书楼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也境况堪忧，乾嘉时期最大藏书家黄丕烈的书楼被划在苏州丝绸厂内，曾被列为吴兴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密韵楼原址上开了一家按摩院，还有许多书楼成了政府机关办公之所……
在后来的著作《书楼寻踪》里，韦力感慨道：“藏书多年，个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当夜深人静时，偶翻旧籍，卷首所钤累累藏印，皆无言地叙述着本书的传承命运，讲述着一位位藏书家辛苦收藏、有聚亦有散的悲欢故事……”
韦力也曾因此“想到百年之后，自己毕生所藏古书的归宿”，并一度“觉得悲凉”。但最终他还是摆脱了古代藏书家们“世守沉编”的情结。他钟爱一枚刻有“韦力暂得”的印章，却始终不愿往藏书上印。因为“书藏得越多，越发觉得自己‘不够格’。”
“古书已历千年，人生不满百岁，珍籍终会离我而去。”韦力平静地说，“说到底，我只是历史流转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