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死了，天鸿活着
这个打鱼出身的孩子没有上过中学。然而1977年恢复高考时却考了望江县的总分第一。某天中午，公社书记跑到他家说：“县委书记请你去一下。”他父亲吓得不知所措。天鸿眼都没抬一下，应：“等我吃完饭。”公社书记忙说：“现在请你去，就是请你吃饭呀！”不满16岁的天鸿说：“那把我爸妈都带上吧？”这个在渔船上长大的孩子用商量的口气说出的话，却含着一种不能改变的意味。
到了地儿，县委书记问他：“你连中学都没上过，却考了这么高的分，是怎么复习的呢？”天鸿说：“趴在船帮上呀。”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1976年到1986年的10年，是中国新诗极为重要的时期，以孙绍振、徐敬亚、谢冕为代表的理论家，率先打出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旗号，像跑马圈地、占山为王一般，将这一段涌现出来的大小诗人一网打尽，并命名为“朦胧诗派”。虽然很多诗人并不朦胧，却也都没有吭声，权把命名当作广告，有益张扬，胜于吃药。
沈天鸿低调做人，高处做事，默默研读，悉心体悟，古今中外，追根溯源，孤苦耙梳，蓦然惊喜，奋笔疾书，不知东方之既白也——他陆续写了几十篇从诗歌形式到诗歌美学方面的文章发表。正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沈天鸿的名字。他第一个既系统完整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现代诗的特质是反抒情或反思考”，而且行文中多次使用自己发明的“冷抒情”这个陌生的诗歌理论概念，来解读当时的先锋诗歌。时至今日，其影响仍然深植相当一部分诗人心中，只是早不认他这个“先锋”，自诩为“先锋”了。
其实，我俩认识之初就有分歧，我欣赏他的反抒情与倡导诗的理性思维的诗歌理念，但不同意现代诗只用“冷抒情”，而排斥“热抒情”的“单边”写作方式。也许矫枉过正，他的理论对于新诗半个多世纪以来沿袭的极端膨胀的热抒情来说，的确具有断喝与拨乱反正的意义。
前不久，在安庆相聚，我对他说：“当年你可是绝对的先锋啊。新诗发展到现在，得冷热结合着写，老那么按着写、冷着写，诗就丧失感染力啦。”他温婉轻灵、亲切含蓄的语调又飘过来了，应：“历史上真正流传下来的诗人有两种：一是开场诗人，二是收场诗人；我是前者，你是后者。”他还在我先。我笑说：“这又不是煮酒论英雄，怎么说着说着就互相吹捧起来啦。”我们俩人顿时语塞。
天鸿家楼下是银行。某天深夜银行的警铃大作，天鸿立刻放下手中的书推窗望去，铃声从银行处炸响而来。他几乎从楼上飞下一般，但怎么也进不了门——门锁得紧紧的。他似困兽般，围着铃声爆响的银行寻找盗贼决斗，却人影儿都没见闪一下。全楼就下来他一人，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怎么办呢？他心急如焚，到处打电话找银行的领导，折腾了整整一夜。领导来了，门打开了。原来警铃失控，值班员回家睡觉了，他却当了银行的守门员。
这是迂腐还是高贵呢？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诗人海子的名望，现在响彻大江南北。认识不认识的都写文章纪念，好像只要认识海子，诗就肯定好。天鸿没这个雅兴，虽然安庆的诗人都知道海子极为敬重天鸿，甚至早在中学时代就把沈天鸿的诗抄了一本子。包括海子从安庆考上北大之后，每当放假归来，也总到天鸿家喝酒。别看海子又瘦又小，比天鸿小六七岁，但酒量很大，一斤下去像没事儿一样。
我曾问天鸿：“你为什么不写写海子呢？”他说：“我不能写。我认识的海子，与现在人们说的海子完全是两个人。”我说：“那写出来更有意义呀！”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说：“海子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我的，上面只有一句话：‘你还活着？’”
“他什么意思呢？”我问天鸿。天鸿说：“也许他认为，我活着，真实的海子就活着。等我老了，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像抽丝那样，把记忆中真正的海子写出来。”
我感觉，这个老“先锋”，现在已经不再冲在诗意的最前方了，但却更忠于自己内心的世界，豪华落尽，该都是干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