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羌道难
编者按：
11月7日，北川来电，擂鼓镇至禹里乡36公里极险路段正式抢通。至此，四川地震灾区所有受阻主干公路已全部贯通。第二炮兵某工程团自5月14日进入灾区以来，连战180天。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他们已于11月10日撤离灾区，返营归建。这是撤离四川地震灾区的最后一支解放军部队。
今天，11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半年之际，谨此为祭。
放弃？那不是打败仗！那啷格行！
从北京到绵阳，空中距离1527公里，飞行时间2小时55分钟。
从绵阳到北川，地面距离约70公里，开车用时1小时30分钟。
从北川擂鼓镇至禹里乡（该路段被称为擂禹路），地面距离36公里，一支装备精良的工兵部队要走多久？180天！
我是被一则“假新闻”吸引到擂禹路的。新闻里说，一支在北川修路的部队遭遇泥石流，数十名官兵和百姓被困三天三夜，最后有关部门出动了直升机，把他们救了出来。这不是北川版“拯救大兵瑞恩”吗？
没费多大劲，我找到这支部队，他们隶属于二炮某工程团。二炮宣传处长王永孝轻描淡写的第一句话差点儿打消了我去采访的念头：有泥石流，但没有出动直升机，官兵们自己走出来的。
他继续介绍，去吧，那支部队有很多故事，12小时打通北川救援“生命通道”的是他们，北川封城后抢挖金库和羌族历史档案馆的是他们，打通震后党中央下达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墩秀公路的是他们，排除最危险的老鹰山堰塞湖的还是他们。
王永孝提供的另一个信息对我更有吸引力：自二炮受命抢修擂禹路以来，擂禹路已经3次被暴雨和泥石流整体冲毁，其余小的损毁和重修不计其数。
打通那么艰难的北川“生命通道”只用了12小时，擂禹路，短短36公里，那是一条怎样的路，把一支屡建战功富有经验的工兵部队“拖”在灾区长达5个多月都未能抢通？
擂禹路，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值得军队和地方不惜人力财力一次次重修？
如果那地方地质条件不适合修路，为什么不干脆放弃？
王永孝没有给我答案，我决定去北川寻找。
他说，北川条件比较艰苦，你只能住活动板房，吃饭也不太正常。
“没关系。我能见到打通北川‘生命通道’时开第一台挖掘机的战士吗？”
“能！他叫杨靖宇，就在擂禹路上。”
班长杨靖宇和其他几个战士一起走进帐篷会议室。他穿着迷彩服，没有戴肩章。
他有一个和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相同的名字，那是读小学一年级时老师给起的，因为“以前的名字不好”。他个小且瘦弱，我穿着解放鞋站在那里，要视线向下才能迎着他的眼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异常深刻：还没张口说完自己的名字，就哭得稀里哗啦。我能做的只是递纸巾给他。然后，中止第一次采访。
宣传干事费劲地找来一张杨靖宇参与救灾的照片，一看就是在雨中拍的：淋湿的迷彩服紧紧裹着身体，白色塑料布——准确地说，那是一个装尿素的编织袋——顶在头上，两角在脖子处打个结。闪光灯照得脸部惨白一片。用两个字形容：狼狈。
这就是那个刚在北京接受中央军委表彰，受到胡锦涛主席接见，坐在人民大会堂一区16排正中位置，荣立二等功的杨靖宇吗？
“是我，这是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杨靖宇说。这张照片摄于2008年9月25日，他和其他40位战友，在苏保（擂禹路上一处地名）被泥石流围困两天后脱险出来的一幕。杨靖宇盖了12年洗得发白的军被，个人所有证书、肩章和换洗军服，都被泥石流冲走了。他们团修了5个月的擂禹路也被冲毁。
杨靖宇抹着眼泪：“9月中旬，我的挖掘机就在冒火山和武警修路部队的挖掘机会合了。本来早该修通了……如果不是下雨……呜呜……这是第三次冲毁了……”
我问杨靖宇，还要继续修吗？他抬起头，眼神变得坚毅起来：“当然，这是任务。”
“这是任务！”刘建明的回答也完全一样。10月中旬，我到北川时，这位二炮某部总会计师是二炮抗震救灾前指的最高指挥官。二炮有近千人参加了抗震救灾，已经分批撤回。目前还有百余人留守北川，任务是抢通擂禹路。
擂禹路的终点禹里，是大禹的故乡。史载“禹生石纽”，就是这里。二炮部队在这里鏖战5个多月，只是为了城里来的游客在羌寨牌楼下照个相，对着不知面目的大禹凭吊一下，抒发些文化感慨吗？一定不是。
刘建明一见我就声明，他不接受记者采访。指挥长不接受采访，底下的士兵谁敢说话？我盘算着，利用晚饭后他在院子里吸烟的空当，和他聊聊。我想到风靡一时的军旅题材电视剧《士兵突击》，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用在擂禹路，多贴切！更何况，人家许三多最初出名，不也是因为在荒原上修了一条路嘛！多有共同语言啊。
但一张口我就知道，我错了。刘建明对《士兵突击》完全“不感冒”，他甚至挺瞧不起许三多：“那是个笨蛋。整天一副麻木的表情，说啥啥不懂，干啥啥不会。铁棒磨成针？我没得事干嗦，磨铁棒？我找根铁丝磨不得行吗？”
“记者同志，你来采访啥子？”
“采访你们修路。”
“修路有啥子好写的么，我们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不来灾区，我们也是修路。都一样。”
“你们为什么修路？”
“这是命令，我们执行。”
“都毁了好几次了，干吗还修，不能放弃？”
“放弃？那不是打败仗！那啷格行！”他的语气陡然重起来。
“工程专家都说了，地震后这里山体都松了，不适合修路。”
刘建明把烟头一扔，用脚在地上搓了几下，掐灭。却并不回答我的问题。“记者同志，你来灾区一天了，你怎么看灾区？怎么看灾民？”
我听说，有的灾民坐在帐篷里，一边打麻将一边指挥战士替他搬家；我听说，有的灾民对分到的矿泉水不是一个牌子、甚至同一个牌子只是不同生产日期而不满……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他转身回房。
我站在院子里，漆黑的大山在我眼前。我要的答案在哪里？
这只是麻烦的开始，汛期来临了。路，还要继续修吗？
工程团参谋长李湘的记录本被泥石流冲走了，但有关擂禹路的许多数字，仿佛长在他的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
擂禹路地处302省道北川至茂县段，“5·12”大地震造成90％以上的路基毁坏。该段公路地处深山峡谷，并形成7个堰塞湖。36公里道路需要新修。按照计划，二炮和武警部队分别从擂鼓镇和禹里乡修起，在海拔2180米的冒火山会合。二炮部队承担约20公里路段的任务。
6月，只差5公里就修到冒火山了，泥石流把80％的路段冲毁。
7月，擂禹路第二次被暴雨和泥石流冲毁。修路的起点再次回到擂鼓镇。
8月，暴雨连绵，只有7个工作日是晴天或者阴天。
9月，特大雷雨引发特大泥石流。先前已修完的约20公里路基，仅有约800米基本可用。
路，又修回原点。
5月21日，根据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请求，二炮部队领受了擂禹路道路抢通任务。70名官兵开始施工，第一天疏通道路3公里。第二天，3台挖掘机和重型工程机械加入进来，抢通2公里塌方路段。第三天，抢通道路又向前延伸1公里。照这个速度，十几天便能完成任务。
修到第二个堰塞湖时，一块巨石横在第一辆挖掘机面前，前面没有路，机械无法撬动巨石，周围的山体疏松，随时可能发生大塌方，也不能爆破。
杨靖宇出来请战：“我上！我把车开到石头上面去作业，试试用身体稳住挖掘机。”
他爬上驾驶室。这辆神刚350挖掘机是为救灾专门调拨的新车。他瞅了一眼挂在驾驶室的红花，救灾以来，红花就仿佛是一个吉祥物，给他带来平安的念想。
杨靖宇紧抓住操作杆，用身体感受着石头的走向，一点一点把“战车”往上“搓”。相对重达20多吨的挖掘机来说，这块巨石显得太小了，和挖掘机履带的接触面积不够，挖掘机根本无法在石头上站稳。
沉默。发动。再沉默。再发动。
几次过后，杨靖宇终于把挖掘机开到了石头上，停在那里，操作挖石。一位战士回忆：“杨班长的车，只有那么一点地方和石头接触，晃晃悠悠的，好像随时会摔下来。”
小个子杨靖宇，在部队是出了名的艺高人胆大。震后，在他赶到北川前，“生命通道”前已聚集了许多地方路桥公司的挖掘机，没人敢开。余震不断，他上去了。一边是随时塌方的破碎山体，一边是上百米深的鸿沟。他把驾驶室门打开，做好了随时往沟里跳的准备。挖掘机挖下去，一会儿挖出一个脑袋，一会儿挖出一条断腿……他没说过害怕。
这一次，杨靖宇承认自己怕了。酥松的山体发生大滑坡，他赶紧把挖掘机倒下巨石，来不及撤退，滚石就下来了。“战车”的履带、配重体全埋进了石头堆里。如果再晚一分钟，甚至半分钟，驾驶室也就全埋进去了。当天晚上，杨靖宇做了个噩梦：自己被石头埋了，无力呼救。
6月14日，最前面的工作面离冒火山只有5公里路程。接连两天暴雨，泥石流一直冲到山脚下的擂鼓镇。雨停后，参谋长李湘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前往探查路损情况。
出发没多远，道路的情况已面目全非，李湘完全找不到自己几天前修过的路在哪里。擂鼓镇以里2．5公里~4.5公里路段河床抬高了3~5米，已修好的2公里道路被淹没。4．5公里~11.5公里处，大部分路段被滑坡体、泥石流掩埋。苏保大桥下形成了新的堰塞湖。
初步勘查的结果：80％的路基完全被冲毁。李湘心里明白：这只是麻烦的开始，汛期来临了。擂禹路抢通难度大，今后保路的难度更大。
路，还要继续修吗？
18日，军地双方召开了抢通抢建协调会。会上形成意见：这条道路抢通抢建的施工难度、工程量、安全风险和投资都非常大，即使抢通抢建完成了，地质灾害也会影响这条路的使用，至少是一条病路。汛期将临，抢通抢建可能出现抢通、水毁，再抢通、再水毁的局面。
绵阳市一位副市长表示，对这条路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地质条件如此差，二是没想到部队的施工环境如此艰险。会议决定，军地双方共同组织队伍去勘查其他路线，但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之前，擂禹路不能放弃。
在死亡线上修路
我没有见到这个团的团长郭中定。他已经撤离北川。在战士们口中，他是一个让人服气的团长。我以为北川抢险中，杨靖宇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说不是，团长一直在我的车前面，给我当安全员，指挥我先挖哪块后挖哪块。
我见到的前指指挥长是刘建明，施工部队最高指挥官是李湘。每天，两人都在最前面的工作面上。我第一次对“身先士卒”有了切身体会。
郭中定带着军地双方20多个人进山探路去了。他们的目的是确认擂禹路到底情况如何，还要不要继续修。
砍树、搭浮桥、在巨石上攀上翻下……走了不多远，一半人马撤回了：根本就没路嘛！
郭中定继续往前。一路塌方不断。请来带路的当地向导害怕了，闹着要往回走。与郭中定同行的工程师冯国回忆，向导一路上打了4次退堂鼓。
“这次探路走了3天，最后我们从茂县坐车，绕道松潘、平武，走了500多公里才回来。”冯国说。
我的心忽然一动：“等等，你是说，如果不走擂禹路，从北川到茂县，要绕500多公里路？”
“对。震前的老路，有一部分现在还在唐家山堰塞湖底下。”
“现在从绵阳、北川运往茂县的救灾和重建物资，只能绕道500公里？”
“只有这条。”
我看到一点希望，就像北川峡谷里难得一现的阳光——似乎接近我要找的答案了。
郭中定之后又和地方专家探了一次路。回来大家都摇头，一致的意见是向绵阳政府建议：换一条路修吧。
地方上有人建议，从北川县城附近山上新修一条路出来，只有五六公里的路程便可插到105省道（震前北川到茂县的老路）。如果可行，就放弃擂禹路。
北川交通局副局长邝习东也参加了这次探路。他说，那是他这辈子走过最难的路。走了一段，一个地方专家说要去方便，等了很久也没见他赶上来，其实，他是不想走了。
大家贴着悬崖，每个人间隔20米远，头顶随时有滚石下来。走到一处悬崖，大个子摄像员走不动了，他像一只壁虎贴在山崖上，身子却转动不得。郭中定摸着悬崖回去，用一根木棍把他硬拽过来。
走到唐家山堰塞湖，约定接应的冲锋舟，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扔过来几瓶矿泉水，便撤退了。几个地方专家坐在岸边不肯走。“等明天救援队来吧，要死就死了，实在走不动了。”郭中定推着他们上山，“要露营也是在山顶安全”。
因为之前估计只有五六公里路程，探路队没携带足够的给养，走了一天，饥肠辘辘。在山顶发现之前救灾时的一个空投帐篷，还有半罐八宝粥，大家分食。
第二天，探路队与接应人员会合。探路影像资料火速送交绵阳市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指挥部意见一致：这五六公里的施工量，比擂禹路那36公里还要大，没法修！
一切又回到擂禹路。6月29日，在停工半月后，施工机械又开上这条路。
“上级要求我们先排险再修路。有时候，悬石在很高的位置，无法爬上去排险，就算爬上去，靠人力也无法排险。我们就是在死亡线上修路。”李湘说。
一次，工作面突遇滑坡，操作手周莆宏感到上面有动静，本能地将挖掘机车身旋转90度。一块十几吨重的巨石砸到车身配重体上，把车身震回来足足30度。那些五六百斤重的石块，把离地3米多高的驾驶室埋进去一半。底下的人连连呼喊，幸而周莆宏没有受伤，下来后脸色煞白。
7月中旬，接踵而至的暴雨引发泥石流。路又毁了，基本上，又是从擂鼓镇修起。有的路段，已经重复修了不下20次。李湘率部住到了苏保，以节约往返路上的时间。苏保营区其实只是几顶帐篷。为了预防可能到来的洪水，离营区不远的半山坡上，又支起两顶避险帐篷。
8月以后，总是下雨，战士们每天窝在潮湿的帐篷里。救灾部队开始分批撤离灾区，战士们想家的情绪都上来了。李湘说，“我心里也烦，但我不能显出来。我跟战士们讲，往大了说，咱们是为灾区人民，往个人说，咱们早点修完路，也好早回部队。”
只要天晴，整支队伍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能出工了。不用等吹哨，大家就站好队准备出发。
一百年也没有大水漫上来过，但这次……
我临时提议要上挖掘机，体验一下操作手施工的感觉。战士李春明把我拉上驾驶室，里面只有一个人坐的位置。我爬过椅背站到他身后，看到他衣领后面是手写的名字和“9·24”——特大泥石流发生的日子。和其他40位战友一样，李春明个人的所有物品都被泥石流冲走，一点不剩。
我往苏保走，到了一片河滩。战士指着远处靠近山崖的水面说：“‘9·24’泥石流以前的路基在那里，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才是河道。”泥石流过后，这里的河道抬高了8~10米。
9月23日，晴。地震后北川从未有过这样的好天。士兵郭小鹏看日头不错，还晒了被子。快天黑时，刘建明注意到，半边天都是红色的。途经苏保营区，他吩咐李湘：“有点不正常，晚上多安排几个岗哨，加强警戒。”
天黑以后，雨下来了，伴随着暴雷。李湘命令，所有人穿好衣服，不许睡觉。
凌晨4点，班长李伟去河边担任警戒任务。透过强光手电，发现水流很快，水位上涨也很快，平时只有五六十厘米高的水位，暴涨了一米。10分钟后，上游岗哨也来报告，发现泥石流迹象。
李湘下令：拉警报，通知老百姓疏散。杨靖宇连床头的雨衣都没来得及拿就冲出帐篷。大家刚跑到离帐篷十几米远的苏保小学门口，发现水已经漫过路面。
这时候，山下指挥部灯火通明。雷仿佛就在活动板房头顶炸响，雨水从屋顶灌进板房。刘建明和参谋不停拨打苏保营区和李湘的手机，不通，还是不通。
避险帐篷在苏保小学对面的山上，部队组织过两次演习，大家都知道撤离路线。被警报惊醒的老百姓，跟着一起往山上撤。有一对带着小孩的老夫妇不肯走，“7月那次洪水，上山躲了两小时不也没事？苏保小学这里，一百年也没有大水漫上来过。”
躲进避险帐篷，清点人数，41名官兵，一个不少。李伟站在门边，看到远处有光亮移动。“这里有萤火虫？”“什么萤火虫，那是营区的强光手电被水冲走了。”
李伟觉得心里不踏实，出门观察。刚走不到10米，听到石头砸树的声音。用手电一照，一股细小的泥石流离他不过两三米远。他第一反应是上树，同时大声示警。
雷声掩盖了他的叫声，站在门边的战士看到乱晃的手电光、被手电光照到的泥石流，立刻组织大家往另一边树木密集的地方疏散。
大约5点半，泥石流小了点，李湘带着卫星电话返回营地，终于找到合适的角度，拨通了指挥部值班电话。刘建明命令，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打完电话，李湘发现营地的水车上爬着十几个村民。水车前一天刚装满水，自重较重，但也被洪水冲了十几米远。村民说，有几个人没来得及爬上水车，被洪水卷走了。
天亮以后，大家在山坡上瞭望营区，整个苏保小学和附近场地、道路，全部被泥石流掩埋，形成一个面积约1万平米的泥石流河滩。自重十几吨的卡车，被洪水往下游冲了500多米远，卡在几棵大树中间，树身已经被磨掉一半。五六米高的装载机，被泥石流埋得只有小半个轮子露在泥滩上。
山坡上，一座避险帐篷已经被泥石流冲得不见踪影。清点另一座帐篷，还有3箱饼干、5箱矿泉水、5箱易拉罐啤酒。找老百姓咨询，都说没有出去的路了。苏保，成为一座孤岛。
天亮后，李湘率部转移到田坝村。和指挥部再次通话后，李湘安慰大家：“别着急，指挥部联系了军区，直升机很快过来救援。”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雷雨不停，峡谷里雾气又大，直升机根本开不进来。地面救援部队没有一两天也进不来。“我跟自己说，你不能垮，你垮了，战士们就都垮了。”
24日一早，刘建明带着一支小分队出发救援。途中一场大泥石流呼啸而至，营救被迫中断。下午，救援队伍第二次进山，仍没有去路，无功而返。
25日，李湘率部，带着四五十个老乡往山外突围。有人捡到一些尿素袋子和塑料布，披上身权当雨衣。一条大河拦住去路。河谷宽约15米，石块、木头箱子、树木在洪水中翻滚，阻断前路。他们从老乡家借来一个10米长的梯子，绑上木板，又用树干做了一个简易梯子。但河太宽了，梯子不够长。士兵许兴财沿岸寻找，发现有一个地方水流较窄，中间还有一块石头突起。
大家商议对策。跳过去？不行，战士能做到，老百姓跳不过去，更何况还有老人和妇女。用沙袋填条路出来？也不行，沙袋一入水就被洪水冲走。李湘最后拍板：在许兴财腰上绑上绳子，趁水流变小时跳过去，再架梯子让老乡过河。
在河边观察了3个多小时，许兴财终于瞅准机会，成功跳到对岸。这边把梯子架起，李伟第一个走过去，并在两岸间拉起一道绳子。老乡们在战士的协助下，拉着绳子从梯子上过河。
最后一个战士过河时，河水陡然变大，把梯子冲断。梯子缠着李伟的雨鞋，差点把他拖下河谷。
这天一早，北川交通局副局长邝习东也和二炮救援部队一起进山。他的司机背着100个刚买的馒头，要带给山里的官兵，“在一起修路几个月了，大家都有感情”。
两支队伍会合后，邝习东大哭，把杨靖宇心里的委屈也勾出来：“我们是来救灾的，怎么自己也受灾了！还有擂禹路，刚修到冒火山，还没来得及通车，又毁了，几个月不都白干了？”
几十个大男人在北川峡谷里放声大哭。刘建明和李湘也不例外。李湘事后回忆，自己“起码哭了20分钟”。他想到受命时领导吩咐：带多少人出去，就带多少人回来。现在，这支队伍终于一个不少地回来了。
哭罢，刘建明命令战士们脱掉身上的塑料布和尿素袋子，“这哪里像部队，都成灾民了”。换上救援部队带来的干净衣服，排队下山。路过柳林村安置点，迎接他们的是北川百姓的敬礼和掌声。
事后统计，苏保有9位居民在这次特大泥石流中丧生，包括不肯随队撤离的那对老夫妇，以及他们年仅2岁的小孙女。
气象部门资料显示，9月23~24日这次罕见的强雷暴，16小时内发生20770次雷电闪击。战士们从此管他们修的路叫“雷雨路”。
老百姓开始叫当兵的，后来叫解放军，现在叫二炮的
在苏保的废墟上，我问刘建明，你知道西西弗斯吗？
“不晓得。是哪个？”
“一个古希腊神话人物，他每天把石头推上山，晚上石头又会落下，日复一日，推上落下。”
“不晓得，可我们这路，很快就会修通的。只要不下雨，最多10天，我肯定让它通车！”
10月18日，电视里播了“最后一批解放军撤离四川灾区”的新闻。早上我进山，北川县城方向开来的解放军车队，披红挂彩，正往绵阳去——那是另一支部队在撤离。
我们的车到田坝村，被一个男人拦住。他赤膊穿着一件土黄色西装，脸色黝黑，神情看来有点着急。“新闻里说解放军都走了，你们二炮也要走？谁给我们修路？地方修？……那要等到哪年哦！”
他叫刘德云，开着一辆货车在擂禹路上讨生活。擂禹路修到哪里，他的车就能开到哪里。眼下他最赚钱的营生是倒木材。洪水和泥石流把大树冲到路边，捡起来装到车上，运到北川去卖，一吨能挣上五六百块钱。
同样依赖这条路讨生活的，还有田坝村村民许强。他有一辆价值3万元的五菱之光面包车，震前在擂禹路上跑客运。“以前的路况差，就是一条机耕道。这次路修得宽，有五六米，可以过两辆车，嘿嘿，那可了不得，不成了高速公路了！”
我在北川的最后一天，路修到桥楼村。桥楼村海拔1200米，有57户人家。村子并不直接临路，从路上岔过去，还要走半小时。士兵杨帆带路，领我去村子。走在半道，遇到蒋招权老汉。我说，去你家看看。路太难走了，他举起柴刀，砍下两根竹子给我们做拐棍。
那是一户普通的山里人家。木板房足有六七十年历史，门前架子上晒着毛豆，房檐下挂着玉米，地上摊着干木耳，树上的柿子黄澄澄，屋后还养着一头过年猪。蒋招权说，地震后他和老伴住在擂鼓镇，可他每隔一天就要上山回家，喂猪。山里人家，一年的腊肉都指望这猪。
他还没有领到政府承诺的救灾款、房租补贴，但他没像一些灾民那样着急去闹。“政府的事多着哩，我们这里远，顾不过来，我们就自救。”他指着地里一片旺盛的绿色说：“看那些萝卜，地震以后种的，很快就能吃了。”
“我住在山下，吃啥都要花钱。在山上，啥吃的都有，柿子、橘子、梨子、野菜……蜂蜜，都不要钱。我还是喜欢山上。不过现在没得电，看不了电视。”
我在他家木板墙上，看到几行歪歪扭扭的黑色字迹，像是用木炭写上去的，“二炮兵是钢铁，抗震救灾修路，四个月救灾民奉爱心，灾民永远记在心”。那是蒋老汉两个月前写的。我赶紧招呼杨帆过来拍照。在一个没有外人来访的小村子里，能有一个老农发自内心写下赞美的字句，在我看来，这是最高的褒奖。
下山路上，杨帆说：“谢谢你，要不是你来，我在擂禹路上还没有一张照片。”我觉得鼻子发酸。
在擂禹路上，我总能遇到上上下下的灾民。82岁的李义贵、45岁的李桎林是南华村的父子俩。他们正要回山上去喂猪。回家的路是漫长的，要走9个小时，如果通车，只需要三四个小时。10年前，年轻力壮的李桎林在北京打工。他兴奋地问我：“你去过朝阳区没？我在那里盖过房子！我们是农民，最后还是要回家来的。”
我们聊天的工夫，从山上下来一个汉子，是李桎林的弟弟李桎顺。他背着背篓，里面有几个鸡蛋大小的土豆、一把干瘪的豆角和一个黄色毛绒兔子——那是他闺女最喜欢的玩具，刚从家里的废墟里扒出来。他说，路不通，建材运不上去，他只能把一些没碎的瓦片先摘下来存好。眼看就要过冬，腊月里山上要下雪，只有等来年修房了。他巴巴地问修路的战士啥时能通车。
尚未修通的擂禹路，是几万百姓进出的唯一通道。每天，都有人步行穿梭在老家和安置点之间。有人开着三轮，把山上废墟里刨出来的旧席梦思往下运。席梦思一半都是黑色的霉迹，中间凹陷下去，在我眼里那是该扔的垃圾。“把这些运下去干吗？”我嘀咕。刘建明说，那已经是他在灾区见过最好的了，很多比这还破。“他们每天在这里走几小时山路，就是背几个土豆、几件旧衣服。”
他深叹一口气：“灾民苦啊。我来的时候，修路是任务，可修着修着，就只想着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这条路，连着北川关内禹里、白坭、漩坪12个乡镇，6万多老百姓啊。这路不通，我们能撤吗？”
我听说一件事：某日，几个地方人士突然造访部队，要求部队在几天内必须通车，召开一个隆重的庆典，然后请记者去报道。刘建明说，那来不及，你们有两个办法，一是对外报道说路通了，然后让老百姓骂你们；要不，组织几百个老百姓来，勉强让人从路上走过去，我们撤退，但老百姓还是会骂你们。
让刘建明颇感欣慰的是，老百姓对他们的称呼变了，“开始叫我们当兵的，后来叫解放军，现在叫二炮的”。
临走前，我泪眼婆娑地给前指的官兵敬了一杯酒。我对刘建明说，“说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我在苏保河滩上找到一本战士的笔记本，扉页上只有两个字：真累！战士们在擂禹路上干了半年，没照一张照片。你们凯旋的时候，能让他们照张相吗？”
他说，记者同志，我希望你文章的结尾写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发稿前，我接到北川来电。一个战士告诉我，撤离前他们获准出去照相。在山里照、在营地照、在擂禹路上照，“照爽了！”
照片：挖掘机从河道里掏出碎石来填路基，整个路面都是黄泥浆。蒋韡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