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2日
星期

告别不了的"5•12"

本报记者 林天宏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1-12    [打印] [关闭]

    11月1日,一个温和晴朗的上午,汕头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这是近30名参与过汶川地震灾区一线报道的记者,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国内最为活跃的通讯社和平面媒体。应汕头大学新闻学院之邀,他们将对国内新闻界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间的报道,进行一场为时一天的研讨。

    研讨会上的气氛显得热烈而理性。记者们彼此分享着此次地震报道中的经验,或是坦率道出自家媒体的欠缺与失误,也会冷静地谈到自己在进行报道时的困扰与不足。

    此时,离地震发生已经整整172天。在许多旁观者看来,那场山崩地裂的灾难,似乎未在这些记者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研讨会结束后的饭局与聚会中,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记者们开始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十多天炼狱般的采访经历,也会聊起从灾区回来后的痛苦和煎熬,在酒杯的碰撞与烟雾的缭绕中,许多人的眼角泛起泪花。

    显然,理性与冷静都只是表象。这将近半年的时光,并不能将某些记忆从他们的脑海中抹去。那些曾目睹地震后惨烈景象的记者,都将和这段一生中刻骨铭心的采访,进行一场漫长的告别。

    1 在灾区呆了一个多月,回北京的头两个晚上,新京报记者吕宗恕连续做了两个噩梦。

    头一个梦,他在堆满遇难者遗体的空地上走着,突然间,一个死去的人拉住了他的小腿,他在拼命挣扎中吓醒了。第二天晚上,他在梦里看到数不清的遇难者遗体,在梦里他嚎啕大哭,直至哭醒。

    几乎每一个从灾区回来的记者,都有过和吕宗恕相似的经历。一些记者梦见各种奇形怪状的妖魔或者鬼脸,向自己飞来;一些记者会梦见自己的至亲——父母、妻子、儿女被压在废墟里,呻吟、呼救,自己却无能为力;有些记者从梦中吓醒,看见身边盖着白被单的妻子,甚至会产生“不好的联想”。

    与噩梦相伴随的,还有数不清的眼泪。

    一个曾去过中东等地报道过战争的老记者,到了灾区竟崩溃了。他一个劲地念叨着“真惨啊”,一跟人说话就哭,以流泪开始,以嚎啕大哭结束。在灾区待了3天后,全身器官功能紊乱,只得撤回后方。

    而新华社记者朱玉在灾区呆了10天后回到北京,当领导向她提出要求,希望她作为老记者,能够作一些关于抗震救灾的报告时,她试图推辞,却没能成功。没想到这竟成了她“最大的折磨”。在几次报告会中,她只要一谈到那张白纸,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讲台上泪如雨下。甚至,在新华社的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中,主席台上下的领导和记者们都哭成一团。

    那段时间里,实在无法抑制悲伤时,朱玉就把自己关进书房,她告诉家人,谁都不要管她。可隔着两层木门,家人还是可以听到她嚎啕痛哭的声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愿意在旁人面前流泪。有些记者觉得,自己的这些苦难,“和灾民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

    但记者们受到的心理创伤,并不能得到合理的释放,于是,便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的首席记者南香红,从灾区回来后,不敢在丈夫和12岁的儿子面前表露悲伤,怕“吓着他们”。但时间不长,她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没多久,她就得了哮喘、心脏疼痛,一躺下,就会胸闷得透不过气。整整两个月,她都只能坐着睡觉。

    某中央媒体一个女记者,从灾区回来后表现得很正常,能说能笑。直到过了两周,一个朋友做了一本汶川地震的画册,送到办公室给她。她翻了翻那本画册,突然间当着众人的面,用画册蒙着脸,嚎啕大哭起来。

    还有些记者,像是得了某些强迫症,他们不能听到音乐,或是看到旁人的笑容。有人变成了“道德的化身”,一旦身边有朋友谈论吃喝或者享乐,他们就会露出嗤之以鼻的神情。

    有人一边排斥着来自四川的消息,一边又不断地关注着那儿的新闻。有人无论到哪儿,都要查看一下建筑结构和地质结构,找出房子里最安全的地方;有人习惯在睡觉时穿着衣服开着门,并且在床头柜上放上手电、水和食物。

    有一位摄影记者,甚至再也不去翻看在灾区拍摄的那些照片,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只要一看到那些照片,他似乎就能闻到浓郁的尸臭味。

    “那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张纯如在采访完南京大屠杀后自杀了,因为,每一次采访,对自己都是一次伤害。”朱玉说。

    2 这位老记者至今忘不了这样一次采访。

    那是5月17日上午,离地震发生近5天,朱玉在北川中学的废墟边,注意到一位老师的手中拿着一张白纸。

    看上去,这仿佛就是一张普通的白纸。但当人们把这张纸捧在掌上,迎着阳光,眯起眼仔细查看,却依稀能看到上面的刻痕。没有人知道那是用什么东西刻出来的,但能辨认这些刻出的字迹——“姜栋怀,高中一年级一班。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定走好。”

    采访中她得知,当人们发现这个孩子遗体的时候,他的怀里还紧紧搂着这张白纸。那是他在废墟下跟爸爸妈妈最后的告别。

    而最令南香红内心感到疼痛的一次采访,是在映秀小学。在那片小山般的废墟前,她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每当有士兵抬下孩子的遗体,她就要颤巍巍地走上前去,辨认孩子的面容。她读五年级的孙儿,还埋在废墟下,孩子的父母早已放弃了希望,但这位双耳失聪的老人,却独自一人在这里守了10天。

    老人背着一个大筐,里面放着一套干净的衣服,以及一块白布,她告诉南香红,如果找到孙儿,还活着,她就给他换上新衣服,带他回家吃饭,如果孙儿死了,“就用白布擦干净,然后盖上”。

    那一刻,南香红痛哭流涕,“几近崩溃”。

    对于年轻记者吕宗恕来说,那个留在他照片上的女孩,是他内心难以愈合的伤痛。

    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吕宗恕第一时间赶到了都江堰。在一家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他遇见了那个下半身被压在废墟中的女孩。女孩的丈夫焦急无助地守候在边上,吕宗恕帮着拨通了警方电话,但因为急着赶往映秀镇,没能待太久,他只是拍下了当时的场景,也忘了打听这对夫妻的姓名。

    但时至今日,女孩求生的目光、试图爬出废墟而拼命撑起的手臂,还有被压住的身体,却一直留在这个30岁男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先后四次去过都江堰,都去建材市场打听女孩的消息,但一无所获。

    “我应该等到她获救再离开的。”他内疚地说:“现在想想,这或许会让我内疚上一辈子。”

    的确,几乎每个在第一时间去过地震灾区的记者,都会遇见类似的故事。那些交织着死亡和悲伤的细节,有意无意地渗透进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人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刻,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迸发出来,而保存这些记忆的人,又会感到怎样的痛楚。

    3 对于许多记者来说,这种“灾区采访综合征”,在刚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就像是“一条大尾巴,漫长地拖在身后”。

    在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9月初的那段时间,吕宗恕又连着做了四天噩梦。

    第一个晚上,他梦见映秀镇的“万人坑”,背景是低沉的哀乐,还有连续不断的鞭炮声。他突然感觉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惊醒。

    第二个晚上,他梦见自己把一个人的双手砍断,然后扔进一堆杂草中,被一个邻居老太太发现后,吓醒。

    第三晚和第四晚,他梦见自己掉进一个万丈深渊,高速坠落了很久,吓醒后,又是一身冷汗。

    而那段时间里,朱玉原本觉得自己“已经慢慢恢复”了,但有一天吃橘子时,家里的保姆无意中问了一句:“北川不是产橘子吗?不知道那儿的橘子怎么样了?”朱玉立刻如同被雷击中一样,扎在沙发里嚎啕大哭起来。

    此前,在奥运会开幕式那天,朱玉看着“笑脸伞”上那2008张孩子的笑脸,又开始“莫名其妙”地流泪。因为这让她想起在北川幼儿园边上看到的那块写着“离奥运会还有88天”的大牌子。

    只要有空,朱玉就会到腾讯网的地震遇难者网上纪念馆,给她知道的每一个遇难者献花、敬酒、留言,一遍又一遍。

    “我从没有用任何方式使自己速愈,因为我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她说。

    在这半年时间里,朱玉收到过无数条安慰短信,但只有一个去过科索沃的战地记者发来的短信,让她觉得安慰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我看了你写的稿子,你不该这么投入。这样的痛楚,它会渗透进你的骨髓,会超乎你的想象。”看着这条短信,朱玉的眼泪一下子又流了出来。

    后来,这个战地记者告诉朱玉,在科索沃待了3年后,她终于去了德国。当她一个人坐在新华社驻德国的办事处门口,大太阳晒得身上暖洋洋的,周围一片祥和,没有炸弹的爆炸声,她望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失声痛哭。

    朱玉说,自己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回到北京后这么长时间,有时,她开车行驶在北京的街头,听着车里的音乐,想起灾区的那些事情,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有时,她看到北京街上的交警,依然会想起北川那个叫杜文君的生死未明的警察。

    那是她5月17日刚进北川县城时,在一辆被巨石砸毁的警车边,捡到的一顶交警的大檐帽。帽子里写着这个名字,边上还用圆珠笔画了一张笑脸。

    4如今,朱玉正在联系国际红十字会,帮助灾区学生做紧急避险和救护的培训。她决定将自己今后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灾区重建的报道中。

    11月初的汕头大学灾难记者研讨会,主办方整理出一本小册子,收集了每位与会记者的地震报道。朱玉说,自己以前读过所有这些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哭过”,但现在,她已经可以很平静地面对这些文字。

    “我要正视自己的痛苦,把它消化掉,伤口才能愈合。”她说。

    朱玉曾经想带一张作文纸回北京。那是她第一次去北川中学时,在废墟上捡到的。从文字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并不快乐的小女孩,在作文里,她在和已经离世的妈妈说话,她说自己每天都想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妈妈走了,她要去找妈妈。

    朱玉想了很久,最后,她还是决定将这篇作文留在四川。她将这张作文纸放在宾馆的床头柜上,双手合十,做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和它告别:“我希望你还活着,有勇气地好好生活。可如果你已经不在了,那你应该和妈妈在天堂里了。”

    朱玉并没有从灾区带回任何东西。不过在灾区穿过的衣服和鞋子,她依然还时常在穿:“它们会时刻提醒着我,作为一个记者,我依旧在路上。”

    而南香红却将自己在灾区穿过的衣服和鞋子洗干净,然后放进储物室一个单独的衣柜里。

    “我实在不希望那段回忆再进入到自己的正常生活里。”她说。

    可她现在的工作,是将《南方都市报》地震期间的报道从头到尾看一遍,她想将这份报纸在地震期间的操作,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然后形成一本突发事件的“记者操作手册”,为国内新闻界的同行们提供一份借鉴。

    尽管看到过去的那些报道,她还时常有窒息和流泪的感觉,但她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该看的还是要看,该去的还是要去,这是我们的工作。”

    而像吕宗恕这样的年轻记者,早已奔忙在各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前些天,他刚采访完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回到北京。

    “不是所有记者都适合做灾难记者,但有了灾难,所有记者都会想去。做了这个职业,就该去做这样的事。”他说:“早就习惯在路上了,我随时准备着回到四川。”

    5 11月8日这天,正是这个国家的第九个记者节。朱玉、南香红等几位参加过地震一线报道的记者,在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进行了一次小型的聚会。

    北京刚开通的地铁10号线,正好从这家咖啡馆的地下穿过。每当有地铁经过的时候,地底深处就会传来隐约而轻微的震动,周而复始。

    这有点像是一种隐喻,就如同那场灾难给他们的内心深处带来的周而复始的冲击与震动。的确,当他们聊起半年前的那些往事时,依然时不时地用纸巾拭去泛出的泪花。

    只有南香红说的一个细节,让他们同时笑了。

    那是南香红从灾区回到北京后,12岁的儿子给她画了一幅画,上面是一丛鲜艳的花朵。儿子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妈妈,欢迎你回来。我天天想你,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吧。”

    照片:守望生命的记者和失去家园的小猫——5月17日都江堰一处救援现场。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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