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产窝案1年内震落9名厅局级高官
随后，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原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受贿170余万元案公开宣判。被告人王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至此，重庆地产窝案已有6人宣判。此前，已有原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重庆侨联主席罗静虹（王政之妻）获刑，而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文峰也先后“落马”，等待宣判。一年时间里，9名厅局级干部的人生起伏，让重庆官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网络上，有人将形象地将该起窝案取名为“风起云涌”，暗指（唐云）峰、（梁晓）琦、（黄）云、（蒋）勇，这起“风起云涌”的窝案刺开了规划制度的伤疤。
又一名“袍哥”官员的倒下
黄云42岁就开始担任重庆主城区级政府一把手，他曾留学国外，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去年3月，这名瘦削的官员在参与处理“史上最牛钉子户”时的表现，曾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院审理查明，从1997年到2008年，黄云在担任沙坪坝区政府党组成员、区长助理、区长、重庆大学城城区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10多名地产商和政府公务人员谋求经济利益或协调亲属工作调动，收受贿赂合计232万元。
他被控12项受贿事实，涉及控规调整、征地拆迁、土地补偿等。典型情节有，2005年，在黄云任职沙坪坝区区长期间，在一改造项目的建筑红线与三峡广场的退距上，为一房地产开发企业谋取私利，将本应退让3米的公用地，划为建筑商的建设用地，并从中获得1万元美金的贿赂回报；另外，黄云还将城建资金私自拨付给一开发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本应用于公益设施的资金就此被开发商最终纳为己有。黄云为开发商谋取巨额利润，换来了多次贿赂。
此前已被判刑的陈明、王政、郑维等人和黄云都曾在沙坪坝区工作，四人关系极为密切，彼此称兄道弟，俨然“袍哥”（“袍哥”系清末四川由《诗经》“与子同袍”而引申出的民间帮会组织，意为同一袍色之兄弟——记者注），曾在同一时期，甚至在同一项目、同一地产商处收受贿款。
“袍哥”官员层层勾连，相互关系交错联结，相互打招呼，共同权力寻租，形成本次“窝案”。一个典型情节勾勒出“窝案”的基本路径：某地产公司为在征地规划调整、征地拆迁、回购土地补偿等项目上获得优惠，找到黄云帮忙，黄则找到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帮忙，彼此勾结成一个利益链条。
受审的黄云在宣判后声称，将考虑一下再决定是否上诉。
容积率揭开规划黑幕的冰山一角
本次窝案揭开的规划黑幕中，“容积率”是一个关键词。
容积率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概念，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对于购房者而言，容积率越低，意味着人均更大的环境和活动空间，居住质量更好、更舒适，但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则意味着可供销售的面积相对更少，同一面积土地上的利润更小。
每提高一点容积率，都将使开发商获得巨额利润。一个占地1万平方米的小区，如果容积率为3．5，意味着可建3．5万平方米商品房，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4．5，开发商没有增加任何土地投入，却多出了1万平方米可销售的商品房，“溢”出的利润将以千万元计。
使出浑身解数笼络官员，以提高“容积率”，是不少开发商发财的重要途径。在本次“窝案”中，相关官员正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开发商调高“容积率”牟取暴利。
2003年7月，一名开发商找到本窝案的重要角色王政，希望提高楼盘容积率。王在开发商递交的申请提高容积率的报告上签署“请给予大力支持”的意见。虽然按照相关规定，该公司开发的项目容积率不能超过5，但最终规划部门还是将该公司项目的容积率调整到不大于7。王政因此收受贿赂100余万元。
梁晓琦接受重庆某地产商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上调该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容积率，共分8次“进账”225万元人民币，美元6万元。
权力未得到有效监督是根源
容积率一般由规划设计专家制作，规划局审批。在特殊情况下，因城市变化太快，最初的规划可能不尽合理，或是对开发经济的可行性，原来没有考虑，这样，就会发生容积率的调整。
要改变容积率，规划部门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该系统在容积率调整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部门的权力核心层往往能随意改变规划用地的性质、功能，擅自提升建筑容积率、扩大建筑密度。
容积率只是规划系统众多乱象的一个切片——在重庆民间，有“规划规划，龟儿子乱划；有油水的就划，没油水的就不划”的顺口溜。
商品房下的土地，就这样成为权钱交易的沃土。本次窝案中，从指标设定到修改，主要是规划系统的内部运作，运行过程并不公开、透明，社会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是权力被滥用的重要根源。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地产人士在法庭外告诉记者，房地产从土地出让到规划调整，有很多“猫儿腻”。比如土地出让，规定必须挂牌交易，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比如，在拆迁协议、交纳保证金等方面故意设置门槛。
即使不玩这些“技术含量低的手段”，与官员达成默契的开发商也可通过无限提价来赢得竞争，随后，官员会找到种种理由退税给该企业。
“在调整规划方面，更加容易操作，只要搞定了主要领导即可。对开发商来说，成与败，就是主要领导一句话。”他说，其实，有很多法规对这种现象给予规范，但这些制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调整规划主要由规划部门说了算，封闭运行，缺乏公示、听证等程序，手握实权的部门负责人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重庆窝案再一次说明，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