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请人告自己”中的法治幻觉
这起特殊的民告官案最大的看点是，古魁起初并不相信法律，也不想和政府撕破脸皮、对簿公堂，因为在他看来，“跟政府打官司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在成华区政府看来，既然双方各执一词，不如寻求第三方解决机制。
相比于一些地方政府试图以威胁、报复、打压等方式“说服”当事人的做法，成华区政府的思路，体现了一级地方政府的法治自觉。但即便如此，当事人仍有疑虑，除了没钱交诉讼费和律师费外，他更大的担心是政府可能会干预司法，让自己肯定打不赢官司。可是，成华区政府的做法又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不仅承诺帮助解决经济困难以及不干预司法，甚至还建议对方直接诉诸成都市中院。
表面上看，在这起罕见的民告官中，成华区政府可称得上实践法治的楷模。但整个事件并非如此简单，毕竟，我们对法治的期望是它成为目的而非手段。法治的实践是要成为运送正义的载体，而不能沦落为“为了法治而法治”的“法治秀”。不妨让我们细细推敲一下“政府出钱请人告自己”中的法治硬伤。首要的问题是，成华区政府主动甚至“委曲求全”诉诸法治是一种常态，还是仅仅适用于个案的“孤例”？如果没有古魁对政府主要官员的“贴身紧逼”、“纠缠不休”等，恐怕成华区政府也不会如此“高度重视”直至“依法行事”。
本案的特色在于当事人的“不普通”，古魁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成华区工商联汽车汽配行业协会会长，而被强制拆迁的将军汽配城属“重点企业”。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认定当事人的汽配城为违章建筑上，拆迁一方始终无法拿出作为依据的法律文件。一个特殊的人物、一场让政府官员一听其名都头疼不已的“缠访”，再加上当事人自认涉案金额高达2亿多元的赔偿，都会让这一案成为政府很难处理的棘手案件，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轩然大波。所以，从这个孤例中我们无法知晓成华区政府是否会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如此一如既往地“奉行法治”。
更让人担忧的是，成华区政府承诺不干涉司法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按理说，上百万的诉讼费即便缓缴、免缴，都应当由法院按照法律规定，通过正当的程序来决定，非司法机关无权干涉。但是在成华区政府的帮助下，“法院没有人让他交高达百万元的诉讼费”。行政权力既然可以干预诉讼费的收取，公众为什么不相信它也能干涉正常的司法审判，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对于司法权可以“指手画脚”的行政权是否按照法治的要求行事，完全取决于行政权力的道德自觉，而且即便成华区政府有如此道德自觉，法院难道不会揣摩“上意”做出所谓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裁判”？这样的判决会不会成为地方政府假借法治行人治之实的“伪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