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视野中的公选探索
1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与百名即将履新的年轻干部座谈时解释了此次公开选拔的意图：广东过去30多年，参与了国际上的一些低端产品的竞争，未来几十年里，广东要参与高端的国际竞争，就必须有一大批熟悉国际规则，掌握国际通用语言的人。同时广东要探索成为科学发展的实验区，还需要有一批较少受传统发展观约束，较多开拓创新意识的年轻干部。所以“我们需要再造一批力量”。
汪洋评价，这一系列创新的干部选拔方式是“解放思想的产物”，“迈出这一步需要勇气。”
广东此次公选在程序设计上出现了一些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学历要求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毕业，笔试写祝酒词，面试考英语，评委上万人，等额考察……焦点集中在这些方面，褒贬不一。
从1997年广东省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开始，广东的公选之路已经走了10年。一直关注公选话题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撰文指出，公选具有制度变革的含义，“既意味着体制的松动，也意味着执政党加紧了吸纳人才的工作。”
在中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广东的公选不是独立事件。今年3月底，南京“公推公选”47名市政府组成人员；河南面向全国公选60名省直副厅级和高校校级领导干部；7月，贵阳通过公推公选产生4位区县党委书记；在此之前，嘉兴电视直播7个副处级领导干部的公选面试，还在全省首次引入“群众评委”，群众评委评分权重20％……
广东此次公选面向全国，而9月同时进行的浙江公选，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省政府外事办副主任的职位则面向北京、上海、江苏、广东4个外向型省份选拔，公选119个职位，群众的评分权重达三成。网友认为，这样的方式更合理。
“阳光公选”是人们对这种新型干部任用方式的期望。而现实中，由于缺乏科学的选人制度保障，一些地方存在借公选之名实行暗箱操作的现象。
近年来，在现行干部体制框架内，从公选“村官”，到公选厅局级干部，再到今年广东公选副市长，作为民主实践的公推公选，被专家解读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种进步。
“在自己单位待得好好的，为什么非得通过公选来升职？”网友“李大嘴的梦想”对以往的干部提拔方式提出质疑，“升职机制不合理，压制了人才。”
然而，全国各地的公选目前还只在探索中，公选离常规化还有多远？
为保证考试公平、公正，广东省想出了大评委制来防止打出人情分，但同时其成本也让不少人关心。一场涉及数千人的考试，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考试成本、监督成本、保密成本、考察风险、任用风险和公选工作财力的投入等。
广东省14万名公务员队伍，公开选拔一两百名干部，这个比例不算多。汪洋承认，这总体上不是一个影响格局的行动，但它重要的意义在于导向。“它设置的条件表明我们用人的导向是让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人上。”他希望，这种导向能引起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能够引起广大干部对自己适应科学发展的能力作一次内审。
资料显示，2004年杭州市进行的公选干部工作，是该市历次公选中费用开支最大的一次：支出近96万元，录用21个职位，平均每个职位约花费4.6万元。2000年杭州市公开选拔21名领导干部，仅广告费一项支出就达49万元，占了总开支的51％还多。
各地的公选笔试和面试试题来源中，有的向考试中心购买，有的请有关党校或大专院校、有关公选职位部门提供，对一些地方来说，成了财政负担。
由此看来，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能力举行公选，尤其是大规模的公选。有网友认为，“公选，其实主要应当解决不发达地区领导职务的问题。”一个地方要发展，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仅发达地区，其他地区也应该如此。
“我们不能仅仅把公选理解为公开考试、公开选拔，公选的含义还应当包括公开竞争，应当由考官投票向人民投票发展。我们有理由断定，像公选这样的考试今后会成为正规的、制度化的国家考试，而不仅仅是一些省份、少数国家机关试行的领导干部选才用人的方式。”任剑涛乐观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