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电影》：张艺谋贾樟柯带你看电影
它所收录的这些文章是在一个中国电影文化前所未有的变化时代写成的，有些事情时过境迁得异常迅速。所以，所记下的那些人物和场景看起来都还熟悉，却已经有点模糊。书中所记录的电影人和电影事都历历在目，却由于时间的压缩而变得有一点遥远。在经历了《功夫熊猫》、奥运会开幕式和《赤壁》以及《十全九美》之后，这样的书像是经过时空机器变幻之后的产物。尽管它出版在2008年，但它的想法和意识却是来自我们记忆中的某个点。
《一个人的电影》是许多人文章的合集，涉及的人是从张艺谋到贾樟柯、从崔永元到王朔、从李陀到徐静蕾等等并没有多少交集的人物。从好的方面说，这部书有很浓郁的高雅艺术的执著，有将电影作为一种个人迷恋对象的无尽的情怀。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部书可能有极强的“文艺腔”。《一个人的电影》这个标题实在是格外切题，明明白白地透露出了“一个人的电影”对抗“所有人的电影”的意思。这本书有一种抒情的调子，一种感伤的情怀，一种天真不再的感慨和一种难以忘怀的对于高雅电影文化的迷恋。这些构成了这部书的精神。
这种表征其实来自许多人经历过的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情怀，那种知识分子的“小众”气质和姿态。这里的“新时期”和一般我们理解的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的时代不同，那是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法国“新浪潮”电影、直接面对戈达尔和特吕弗的时代，也是认识伯格曼、帕索里尼这些名字的时代。
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在电影资料馆一场不落地看各国电影展的热情，那时天真的电影情怀其实就是这本书里多数的感慨。这本书虽然也有关于“文革”时代看电影的感怀，也有谈及在录像厅看香港武打片的经验，那是一种对于银幕和电影的最初相遇的迷恋的开端。他们的趣味是在80年代养成的，也深深地打着80年代的烙印。其实，这也就是80年代我们最初接触现代主义文化趣味的最集中也最实在的展现。
这种“一个人”的电影观，就变成了一种新的“小众”趣味，它不是大众的潮流，但是随着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多元化，变成了一部分白领和渴望冲破闭塞风气和压抑氛围的年轻人的最爱，是他们追求高雅文化的表征，是他们对抗新来临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平庸的精英以适当展现。贾樟柯回忆了当年在录像厅中看香港武打片的经验，而这是他对“电影”抽象的爱的开端，但最后却是《黄土地》让他从事电影事业。它让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其实是80年代以后在一种热爱文艺的青年中的文化常态。
这种趣味弥漫在书中，这部书就有一种对于大片或者好莱坞深深的不安和愤怒。这当然是“小众”趣味对抗“大众”趣味的标志。但被采访的电影评论人和策划人焦雄屏的话也耐人寻味。当对话人有点天真地提出“与内地的大腕导演相比，台湾的蔡明亮、杨德昌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坚持自己的价值”的问题时，焦雄屏异常直率地点明：“蔡明亮其实也是为他们的市场而拍，他们的市场和爱看他们电影的（观众）都在欧洲，他是在为他们拍电影，他无所谓坚持不坚持，以我对蔡明亮的理解，那就是他会拍的电影。这是他唯一会的。你叫他拍《英雄》，他不会嘛，所以无所谓坚持不坚持。”焦雄屏直率地点出了事实的关键。大众是一个市场，小众也是一个市场。
在今天后现代的“分众化”的市场中，“小众”的“一个人”也可以集聚起一个虽小却稳定的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有潜力，书中诸如对王朔和崔永元的采访，就是讨论如何发展这种潜力。这里虽然对于大片有诸多不满，但写的印象记还是少不了张艺谋。但那篇印象记写得充满文艺气息，因为张艺谋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一直是一个“艺术电影”的导演。张艺谋的道路说明大片的商业和小片的艺术之间没有万里长城，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理由。
这部书表现的这种“一个人”的电影的观念，其实是80年代开始的。所以作者李陀写道，他的时光定格在1984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他站在北京电影洗印厂门前满头大汗，他在期望进去看一部尚未完成的艺术电影的样片。这个形象其实就是所谓“一个人”的电影的自我想象的最好表征。真正的“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电影是一种梦想，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