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宗江:画笔后的沉默
莫宗江（1916~1999）广东新会人，营造学社成员，建筑史学家，国徽设计者。
抗战期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梁思成那抽到一支“口感醇厚、韵味悠长”的雪茄，好奇此物出自古巴哪位制烟名手。梁思成哈哈大笑道：“这是老莫卷的，当地土烟叶喷上正宗老白干。”
于是，李约瑟半开玩笑地建议，莫宗江应该到欧洲制作雪茄，收入比做研究员还高。
梁思成又回应道，还应介绍老莫去意大利的提琴作坊，他做的小提琴也很棒。可李约瑟颇为怀疑地强调，意大利名琴用的涂料是含火山灰的，有许多气泡，这才是保证声色的关键。
“所以莫调过几次音后，用玻璃片把琴板的光面刮作毛面。当然，他懂雕刻技法，知道如何让毛面美观。”梁思成笑笑说。
如果李约瑟再问下去，他会发现莫宗江还动手改良了梁思成用的打印机墨水，并热衷于穿着自己缝制的棉袍。如果在今天，这个动手能力极强的年轻人，将毫无疑问地成为D I Y 界（D o I t Y o u rse lf 的缩写，即自己动手做）公认的高手。
不过，今天网络上关于莫宗江的介绍，只剩下3句话——“他是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是协助林徽因让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的艺术家、他是建筑学大宗师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
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殷力欣认为，莫宗江长期作为一个“助手”的形象出现，或许因为其一生只留下寥寥几篇论文。但如果不是他丢失了3部书稿，本不应该这么“沉默”。
在殷力欣看来，完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颐和园》，原本可作为一部集图片、测绘图稿和研究论文于一身的古典园林专著，与著名建筑史学家陈明达所编著《应县木塔》相辉映，成为建筑界和文物界的双璧。只是，《应县木塔》赶在1966年“文革”爆发的前夜正式出版了，而莫宗江的《颐和园》以及几十册教案，却在后来的劫难中全部散失。
对此，莫宗江本人倒很看得开，他常说：“或有一得之见，在上课时，与友朋交谈时，都传播出去了，该记的自有有心人去记，不出也罢。”
有人告诉他，某人发表的论文甚至出的专著，都是他课上讲的，有些甚至有可能是从丢失的教案中照搬来的。莫宗江对此并不介怀：“心得本就是要与众人分享的，用就用了罢。”又说：“我本不擅长写文章，命该‘述而不作’。”
有时候，这位一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教授也想留下些东西。1973年，适逢“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莫宗江与挚友陈明达被各自的单位拉去“发挥专长”。两人思前想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对城市规划问题的思考留给后人。莫宗江选的是“曹魏邺城与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演变”。他们先按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然后再套上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以图过关。
孰料，陈明达刚写出一篇提纲性质的《周代城市规划杂记》，就被扣上一顶“鼓吹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帽子。两人相对苦笑，只能把文章束之高阁。
有人问莫宗江：“你的邺城问题怎么办？”他答道：“我把该说的都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了，有心的学生会记住。日后自有人替我们完成吧。”
在学生钟晓青的记忆中，莫先生总是这样霁月光风。“他的水彩画很少有画完的，到高妙处往往戛然而止。”她说，其中包含着那种“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魏晋风度。
这位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至今仍然记得，先生在指导学生绘制墨线图时，“总会用指甲轻轻地划过你的手心，让你真切地感受绘图时心态的沉稳，呼吸的平静，以此感悟笔尖滑过纸面时要拿捏的那股劲儿。”因为，“只有这种感觉下出来的线条，才富有美感与力度。”
据另一位学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莫公绘制人民大会堂的水彩效果图，为了表现在北京特有的蓝天衬托下纪念碑的庄严形象，他用浅浅的蓝色一共画了七遍。学生们不解，莫公说，只有这样，蓝天才能有透明感。
近半个世纪之后，楼庆西拿着清华建筑系学生用电脑绘制的古建筑测绘图给莫公看，当年最难画的屋顶瓦陇和一个个小瓦当、水滴，因为有电脑制作，已变得相当容易。
据说，当时癌症晚期的莫宗江在病床上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端详这些图纸，先是笑言“电脑真了不起”，尔后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