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圣”薛晓康
学院开学40多天后，小个子薛晓康才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地走进文学系学生宿舍大楼的走廊。见了面，我问：“你来干嘛？”答：“上学啊！”“你又没考试，能行吗？”可他嘻皮笑脸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都办完手续啦。”
我即刻肃然起敬。要知道，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居然不参加统考就来上学了。
很快，晓康便被安排进了101室的1号位——就是当年作家莫言的床位。他喜形于色、张牙舞爪地对同宿舍的张惠生和屈塬说：“这可是大师兄睡过的床，我没准儿也能沾点灵气，写出个《红高粱》来。”
晓康的张扬，伴着他口无遮拦和尖厉的嗓音，很快便引起了同学们的侧目与反感，进而向系里质询——薛晓康凭什么上军艺？
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张学恒特别善于做思想工作，他逐一宿舍与同学们面对面、和风细雨地解释：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哈，就是薛晓康上学的事儿。他是咱们系第一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同志给学院推荐的。薛晓康同志是原西藏军区保卫部第一任部长的儿子。他父亲薛某某，在平叛时英勇牺牲，晓康是烈士的遗孤。而且呢，他还特别热爱文学创作，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四季无夏》，现任西藏军区创作室主任，有一定的创作基础。院党委也做了调查，晓康确实是烈士的子弟，便决定破格吸收晓康入学，请同学们理解哈！话说到这份儿上，同学们于情于理，都不能再说三道四了。
可这个小个子入学后，学习与其他同学不一样，别人是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他是带着感情学，而且学得非常投入，有时投入得让人难以接受。
举个例子，中央戏剧学院女教授丁涛来学院给大家讲美学，晓康不仅笔记记得全，而且每次下课，他都要跟着丁教授没话找话说。正常情况下，外请教授都是讲一到两次课便完了。但丁涛老师讲得太精彩了，在晓康等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下，又做工作，请丁教授加了两课。第四次讲课结束后，晓康冲到丁教授面前，不顾在场同学的议论，竟然大声说：“丁老师，让我拥抱你一下吧！我太喜欢您啦。”说着便张开双臂把丁教授搂得紧紧的，弄得丁教授不知所措、满脸通红。这还不够，晓康又说：“我结婚太早啦，要么我非跪下来向您求爱。”好像他若未婚，丁教授肯定会嫁给他似的。
然而，看晓康那一脸真诚无邪，作为旁观者，我不仅不觉得过分，而且还有点感动，感动于晓康对老师的给予无以回报的超常的表现——他对学习的投入达到了真正的忘我，乃至忘情于真诚的表达，而不知行之所止，这太难得啦。
更为难得的是，他对西藏圣洁的感情。我入学前半年，晓康曾拿着诗友蔡椿芳的信，从西藏来到兰州找我玩儿。没话说，我们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的自我介绍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儿是——藏八，即西藏军区八一幼儿园、八一小学、八一中学的代名词，也就是他成长的全部的轨迹。
入学后，他已经不满足自己曾经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了，他说：“我必须写个不一样的。”他喜欢索尔仁尼琴的《方尖碑》、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他读书极慢，有时一页书他可以读几十遍；他写作更慢，一行字他有时可以写到半夜。你要说他吧，他便给你机智地来一句：“我西藏来的嘛，缺氧。”
记得当年他写中篇报告文学《藏光》，当写到西藏军人的妻子到西藏探亲，结果遇到了雨季，小河变成了大河，过不去了，只能就近住在小旅店里等河水落下去。等啊等啊，等到假期到了，军人妻子要回内地了，河水仍然不落。军人妻子只好把带来的东西往河对岸扔，扔一件，喊一声——你安心啊！别担心啊！孩子都好！爹娘都好！我也都好！——写到这儿，晓康写不下去了，趴在桌子上痛哭。旁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赶过来劝他。他却哭得更加难听，双臂和身体压着稿纸，肩膀一颤一颤地抖动。深更半夜的，这咋整？我过去扒开他一看，明白了，便对人说：“别管他，把门关严，让他哭，哭完就好啦。”
第二天我问他：“你干嘛那么伤心？至于吗？”他应：“我觉得她哪里是在扔东西，分明是在扔自己的心、肝、肺，一个一个掏出来，又一个一个扔过去。我心里难过得忍都忍不住……”
蘸着浓得化不开的神圣的感情，这个小个子写了系列中篇报告文学《藏光》、《驼路》、《大棚》等，而且都相继在《人民文学》发表。说心里话，晓康描写西藏军人生活的报告文学，我至今都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之一。因为不仅故事感人，还有晓康写作的过程也感人。他是用自己对西藏的全部感情在写作，每一个字都被他用心琢磨了十几遍。所以，他的语言，正像他热爱的丁涛教授所言：是审美的语言，有意味的语言，是包含着真诚又把真诚投入艺术境界之后的创造式语言，是圣洁的感情浸泡出来的语言。
这或许正是晓康式的报告文学在当代稀缺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今天之所以看不到神圣的文学，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情感神圣的作家，又怎么能看到神圣的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