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教育的“中国式”变革？
一个教育发达国家即将发生的50年来最大变革
小国芬兰的大学里，将要发生“大事儿”。带点神秘感的预言，来自该国教育部的政策特别顾问伊卡。
一件事关大学的“生死”。从最南端的首都赫尔辛基，到北极圈以里的拉普兰地区，原本遍布的大学和职业大学，曾经是这个国家教育发达的显赫证明。但不久之后，其中大多数将被撤销，挂上新的招牌。
另一件则与饭碗有关。芬兰的大学要开始学着自己赚钱了，也就是说，除了教书，学校还得学会怎么做生意。
尽管多数改革都还在纸上，但改革的策划者伊卡还是侃侃而谈。2008年10月,在赫尔辛基一间会议室里，他希望让听众弄明白，即将发生的改变是多么重要。要知道，这可是“50年来芬兰教育系统将发生的最大改变”。
这些听众是来自中国的几名教育记者。
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对于芬兰教育的了解，多半都停留在“世界第一”的光辉成绩上。这也是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芬兰教育：一个只有52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20所大学和26所职业大学，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它的中学学生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长期领先；它的高等教育，几乎被每一届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最佳；它的教育成果累累——有诺基亚的成功，也有linux系统的发明……
然而这一次，从芬兰教育系统里传来的却是不同的声音：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大学教育，已经不太满意了。与这种不满一同从伊卡嘴里传达出来，还有他为解决这种不满开出的“药方”。
不过看起来，这些中国听众对伊卡的药方兴趣不大。他反复强调的“大学合并”、“院系重组”、“自主经营”这些说法，很少得到回应。他们更急于知道，芬兰的大学每年能拿到多少投资，这些投资由哪些部门、用什么方式分配。
伊卡大概不知道，在中国记者看来，这些词看上去实在眼熟。起码从形式上看起来，芬兰教育系统正在进行的，似乎是一场在中国曾经引起过无数争议，而且至今没有定论的改革。
伊卡是即将进行的芬兰教育改革的推动者。而这些记者对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不陌生：有些人亲自报道了改革，有些人则在改革的过程中进入大学。
芬兰教育改革的掌舵者，和中国教育改革的亲历者，面对面坐在了一起。他们要思索的是：两场看上去相似的改革，是否可以为彼此提供更多元的借鉴？
似曾相识的大学合并
如今，芬兰的大学合并计划，就摆在中国记者的面前，并即将全面发动。去年，这个计划得到批准，并写入了《芬兰教育发展规划》。
这一幕像极了16年前的中国。那是1993年，国务院公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随后，被媒体形容为“轰轰烈烈”的高校合并大潮，席卷全国。
按照芬兰教育部的解释，促使他们进行变革的，是国际化带来的人才竞争激烈形势、国内能源工业结构的改变，以及世界技术的更新。而在伊卡看来，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学设计的不合理。
“以前，每个学校不论大小，都有许多方向的科目。”伊卡觉得，这样的布置，让每个大学都“样样通，样样松”。他希望通过合并，把不同学校的优势科目集中在一起，有一个自己的主要方向。
这几乎是当年中国专家言论的翻版。报纸上，中国教育部的研究员是这么说的：中国大学“由于条块分割，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
伊卡眼里另一个不合理现象，也与他的中国同行想到了一起：大学在不同地区分配不均。全国20所大学中，赫尔辛基一共有7所，而有些广阔的地区则一所都没有。
“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相隔十几年，相距6万公里，两个国家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选择的也是相似的对策。
在芬兰，教育部希望通过大学合并，减少大学数量，增加大学规模和实力，并调整不均匀的大学分布。芬兰人总结出了本国有优势的学科项目——森林工业、钢铁、工程设计、设备制造……他们希望，新成立的大学将更有竞争力和创造力。而这些，同样曾是中国高校合并之初的愿望。
十几年后，中国人已经品尝到这一愿望背后的得与失。在合并高峰的2000年前后,中国高等院校数量已经减少了324所。一份官方评价认为，合并大学“优化了结构，调整了布局”，许多学校“大大提高了科研竞争力”。
但在高校合并基本尘埃落定之后，一些中国专家坦言，除了合并过程中的草率和不规范外，过多巨型大学的纷纷涌现也让人担心。“这些学校规模过大，一时出现许多管理问题，而不同校区相隔太远、学校没有形成统一的精神气质，都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目前，刚刚起步的芬兰教育界还踌躇满志。《芬兰教育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使不同大学“紧密合作并提升教育价值”，从而进一步提高创新力和竞争力。
根据这个目标，一个实验性的合并已经开始。2008年6月25日，赫尔辛基的3所大学进行了合并。由赫尔辛基理工大学（TKK）、赫尔辛基经济学院（HSE）和艺术与设计大学（TAIK）合并组建的Aalto大学，正式成立。
合并后的这所大学，将获得原先分布在3所学校中的优势。这是芬兰第一所巨型的综合性大学。
大学要靠自己的本领挣钱吃饭了
金钱，成为中国记者对芬兰教育体系的采访中，避不开的话题。
芬兰人都习惯于把大学当成政府的一部分。大学拿着政府的钱，归政府所有，所有的教授和员工，也都算政府的工作人员。
不过，即将进行的改革意味着，芬兰大学与政府这种“亲密”关系就要成为过去。在新的规划里，大学成为独立的机构，他们将获得更高的自主权，并取代政府成为雇主，与自己的员工签合同。
在维多波利亚大学，几名中国记者围住一名叫马克的青年教师，希望他能描述出这种变化带给他个人的影响。
马克涨红了脸。他曾在中国武汉大学教过书，但这并没帮他更好地理解个问题。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任何别的变化，除了工资比以前要高。以前，他的工资是由政府支付的，如今不一样了，学校按合同付他薪水，而且这些钱不再来自政府。
这次芬兰教育改革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大学的钱袋子。从前靠着政府，“吃穿不愁”的芬兰大学，以后要靠自己的本领挣钱吃饭了。
过去，芬兰政府承担了大学的绝大部分费用，芬兰教育部的负责人也曾表示，芬兰教育成功的基础就是“拼经济”：为了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和新技术人才，芬兰将坚持教育投资。
而如今，一份改革计划却决定把大学推向市场，政府对大学的投资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资金，则需要大学自己筹备。
“经济独立”后的大学，被允许以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像公司一样运营，另一种则是成立基金会。到时候，大学将拥有自己的资产。
大学被推向市场，没有了“铁饭碗”，岂不是会很不情愿吗？中国记者们这样问。伊卡则连忙澄清，这个改革的方向，“最开始是大学自己提出来的”。他的解释是，这样就能使大学摆脱束缚，获得经济上的自主权。
这样的好处，是大学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将资金投入到更加优势的方向，而不需要听从政府的安排。
不过，他也不忘强调，自由和风险是并存的：“大学将自己承担经济责任，它们甚至可能会破产。”因此，虽然政府会继续对大学进行基础投资，大学也可以向各种基金会申请赞助，但除此之外，大学将被允许从事“对教育和研究有帮助的商业项目”。
他举了一个例子：大学可以设置课程，为不同的公司员工提供全程培训。
还有一个招数是，一些大学经过申请，可以开设收费的学位课程，以此来补贴收入。这在对所有学生实行教育全部免费的芬兰，还是第一次尝试。
不过，伊卡特意强调，收费必须得到教育部的同意。而且，收费只针对来自欧洲以外的学生。当然，包括中国学生。
两个国家，两场改革
从芬兰高等教育改革计划里，中国的记者们发现了熟悉的影子。
面对芬兰大学的资产构成改革，在场的一名中国记者，记起自己参与过的有关国内“教育产业化”的争论。上世纪末的中国，正陷入大学是否应该产业化的分歧，而不久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文件中，则把教育定义为“全局性、基础性的产业”。
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关于教育产业化的纷争铺天盖地，而这名记者当时就在现场。她记录下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教育应是政府保护、支持的神圣领域”，可以适当产业化；有的则认为，学校本质上是公益事业，非营利机构，绝对不能产业化。
而在芬兰教育部，这场重大教育改革的中心，几位中国记者并没有听到争论。《芬兰教育发展规划》里特别强调，在改革中，政府将坚持一些不会改变的原则。
伊卡表示，这些原则包括：学校的教育、研究、艺术创作自由不受干涉，学校的学术自主应受保护，大学仍然将以教育和科研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我们将采取措施，防止过度商业化妨害大学教育。”
在中国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引发问题的关键之处，芬兰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中，一开始就得到防范。正如伊卡所言：“所有商业行为，都是为了服务于教育这个最终任务。”
看起来，尽管把大学推向了市场，但芬兰似乎已经在市场化和公益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至少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芬兰家庭还不用为孩子的高额学费发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仍然享受免费待遇。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场让中国记者们看起来眼熟的教育改革，毕竟发生在一块体制和观念不尽相同的国土上。
11月16日，当一名中国记者试图向一位芬兰教授解释，刚刚发生在中国大学里的校长职务变动，是由政府来作出决定。尽管芬兰的大学也都属国家所有，但这名芬兰教授仍旧很难理解。因为在他的国家，大学校长的人选，是由学校的教授投票选举产生。
“两个国家里发生的两场改革，尽管外表相似，也许结果却未必相同。”一名参加采访的中国记者表示：“我们的改革在先，可以为芬兰改革提供借鉴，而芬兰的改革，也同样可以给我们一个重新反思的机会。两个国家的两场变革可以互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