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应该回归教育体系
已经结束两个多月的北京奥运会，称得上是中国体育事业的一次战役性胜利，就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用“无与伦比”来评价北京奥运会。
“但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无与伦比’主要是赞扬北京2008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开、闭幕式的创意与效果，以及包括中国运动员在内的各国运动员取得的佳绩，而不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部。世界各国对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崛起赞不绝口，而对‘中国是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却缄口不语。”毛振明说。
毛振明介绍说，中国体育的基本现状是：竞技体育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拥有世界一流的训练条件，超前于国内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体育开始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群众体育锻炼环境得到迅速改观，体育人口基本符合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学校体育虽然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但由于有以人口问题和就业问题为源头的应试教育的干扰，学校体育发展落后于国内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学生体质下降的问题比同类国家要明显、要严峻。
“中国竞技体育的伟大成就不能也不应该掩盖现行体育体制中一些问题。”在毛振明看来，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获得大丰收，在那之后，老百姓会更期待全民健身能够和竞技体育齐头并进，而达成这样的愿望，就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可以使体育获得新的生命力的“举国体制”。他这样概括这个新体制：竞技体育事业逐渐回归教育系统，国家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系统内借用现在的竞技体育资源和方法发展竞技体育事业。
中国最开始的竞技体育就是发祥和发展在学校之中。毛振明说，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各种西方的教会学校把国外的近代竞技体育运动方式、器材、教学方法和比赛方法介绍到了中国，以后，竞技体育就主要以学校体育的形式在国内发展，各个运动项目的优秀选手基本上都是各级学校的在校生或青年教师，例如第一位中国奥运会选手刘长春、威震远东的篮球“五虎将”，以及第一次代表国家参加中苏体操比赛的国家体操队等，都是大学学生，他们既代表着国家的最高竞技水平，又是合格的大学生。
当然，毛振明也认为，可能会有人质疑，学生想通过业余训练达到高水平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竞技体育的发展。“这种想法有道理，也是事实，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在教育中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可能。况且，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毛振明说，像美国、日本等国家，他们的大学生运动员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例如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美国仅斯坦佛大学的学生运动员就拿到了15块金牌。
“竞技体育逐渐回归教育系统，并不是没来由，也不是完全不现实的假设，这是一个经过改革和努力就可以逐步实现的现实选择。”毛振明强调，“2008年后的国民意识一定要关注整个国家体育事业的平衡发展，这也是北京奥运会留给我们的思考和精神的遗产。”
本报北京11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