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不是“拖油瓶”
20多年来，我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有幸亲身参加了深圳大学早期的建设；亲身参加了一所公办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一所民办职业院校（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建，亲身见证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回想起来，有着说不尽的自豪感和光荣感。
但是，从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其中包括高等职业教育，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表现在：大学的规模发展了，但是大学的类型和素质却没有同步发展起来；大学的在校生人数多了，但是“大批事没人做，大批人没事做”的局面依然存在；大学的科研项目和科研论文多了，但是大学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直接贡献率仍然不尽如人意。因而留下了众多的遗憾。
今天，我国正面临第三个经济社会发展期（1949~1978年；1978~2008年；2008年以后的30年），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思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笔者认为，重新振兴中国的技术教育，是我国高职教育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大遗憾，就是把引进技术作为终点：落后了，就引进；再落后，就再引进。至今仍然没有走出这一怪圈。30年来，我们没完没了地重复引进大批生产线；进口大量的装备设施，一窝蜂地来搞洋汽车制造（实际上大量的是装配线）；移植大量的所谓高新技术产业：很多是属于过去装配收录机，现在装配计算机而已；医院里、大学的教室里、商店里甚至连厕所里都是洋设备。有人意味深长地说，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凡是买不到的技术，都上去了；凡是买得到的技术，基本上都上不去。更有人呼唤，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发扬当年毛主席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相比之下，日本在1950~1980年的30年,从国外引进了30006项技术，但是他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改进和创新的链条，创造了从生产资料的生产到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大量的核心技术和2000亿~3000亿美元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由“贸易立国”转而提出“技术立国”，产生了诸如“反求工学”之类的专门的技术转移理论和转移技术；同时他们奉行着一条“强固山脚比强固山顶更重要”的教育路线，日本的职业院校培养了大量的活跃在生产技术开发改进第一线的勤劳国民。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口号，使日本彻底告别了改良和模仿的时代。
造成这一强烈反差的原因，除了我们没有及时和勇敢地将“技术兴国”纳入“科教兴国”的主要内容，没有遵循国际技术转移的普遍规律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出了问题。很多大学盲目追捧所谓“高水平”，认为把大学定位为“工程师的摇篮”是看低了现代大学的格调；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是按照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模式，一律按照大口径、综合化的通才教育来设计的，再加上不分具体情况一刀切地并校，出现了严重的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同构化的现象；大学按照三大检索的论文数和科研经费数来评定学术水平，至于论文或科研项目是否可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就不得而知了。在这样的标准之下，甚至连袁隆平都差一点儿评不上工程院院士。出现了一种“技术创新搞不来，技术改良看不上，技术消化看不懂”的尴尬局面。结果导致我国技术教育薄弱，技术人才大量不足。
今天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不是作为主要的高等技术与职业教育的一种类型独立存在的，而只是作为普通大学的一种依附或一种层次而存在的；加上对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政策不落实，以及从一开始就把高职教育定义为“落榜生”的教育，使得它至今仍然成为学生考不上本科大学的一种无奈选择。
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就要重新勾画我国高等教育的版图，形成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两个板块、两条“高速公路”的结构；其次要大幅度提高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投入，使高职院校不仅成为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而且成为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转移、改进和创新的基地；第三要适应未来中国社会从现在的“学历型社会”向“资格型社会”转型的需求，明显提高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把他们真正作为社会核心竞争力要素来对待；最后要大力培育学习技术、钻研技术、创新技术光荣的氛围和文化。没有这样结构性的重大改变，振兴中国的技术教育就没有希望。
作者小传：
俞仲文：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校校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英国湖弗汉顿大学名誉博士，中国职业教育百名杰出校长和黄炎培优秀校长奖获得者，作为主持人两次荣获2001届和2005届国家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其著作论文颇丰。
改革开放之初，38岁的俞仲文就被推选为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参与了深圳大学早年的改革与创新。1992年开始，只身一人开始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建。在15年的艰苦创业中，他高举职业教育的大旗，大胆探索，锐意改革，勇于实践，回答了什么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如何办好高职教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他的领导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中国职教战线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