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薪关键在于建立劳资博弈机制
想方设法激活国内消费市场，这无疑是“三驾马车”中最有潜力可挖之处。通过扩大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机率也是可循之道，然而，“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到底“恩泽”范围有多广，却是一个颇值得深加探究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无数不拿薪水而是看天吃饭的农民首先便被排斥在这个“涨工资”机制之外。而本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通知也指出，“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实际，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失去政府干预的薪资机制，在严峻经济形势面前，企业无疑掌握着工人薪资的更大发言权。事实上，那些非公企业的务工人员能够幸运地保住工作就相当不错，更别谈沐浴到涨薪的温暖阳光之中。相比之下，最有可能受惠于此新政的，恐怕只有那些吃“公家”饭的小众群体。
提高公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这在经济发展逻辑上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条受行政力量约束的钢性机制外，另外最能够促成工人薪资增长的就只有双方的劳资博弈机制。参照国际惯例来看，这种机制是否有效，更多地取决于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从目前国内的工会表现来看，工会灰头土脸的“弱势”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无论是在此前“珠三角”频频出现的劳资纠纷中，还是在以重庆出租车业罢工为起点的出租车行业暴露的问题里，工会始终面临着腰杆儿不硬，代表不强，自己说话不响，工人也信不过的尴尬境地。如此境况，非公企业员工涨薪与否，无异于完全交给了企业一手定夺。
提及这次国内“救市”之举，有人常与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加以比照。就增薪这块来看，罗新福主要做了两点，一是推动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订出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规定。二是在罗斯福“人人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执政理念的推动下，工会作用不断加强，逐渐建立起更为有力更趋公平的劳资博弈机制。
如果把涨薪作为政策努力目标之一并非完全不可，但前提是提高国民收入，至少，这种增收政策首先应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就目前来看，罗斯福新政的许多作法仍不乏借鉴之处，比如可以考虑组织大量农村富余人员兴修水利，补上农村水利设施欠下的大笔旧账。对工业而言，则强化行政力量与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并举，逐渐形成一套动态的劳资博弈机制，这才是薪资更趋合理的根本所在。